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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軍逐次使用兵力，未能發揮最高戰力，敵我在衡陽附近主力決戰時，敵軍迅速集中優勢兵力，而我方則以運動遲緩，如第二十四集團之七十四軍，主力久期滯留常德，而由廣西方面抽調之四十六軍，均於戰鬥尾期到達戰場，且四十六軍正當戰鬥進行千鈞一髮之際，全部由戰鬥中西撤，不但未發揮整個戰力，且予敵軍各個擊破之機會。”

回想六個月前，第十軍每日以百華里的急行軍，馳援常德，解王耀武七十四軍的第五十七師常德之圍，今天王耀武卻按兵不動，該如何去解說呢？

蔣委員長希望第十軍能守衡陽兩個星期，而今，守了四十七天，又達到了殲敵七萬餘的戰略目的，總不能說衡陽失守太快，來不及部署吧？衡陽的失守是誰的責任？統帥部從未“自我檢討”。

試想，日軍雖集十數萬大軍，久攻衡陽不下，自然有它的弱點，筆者認為日軍最大的弱點就是，它的空軍在太平洋的戰役中已消耗殆盡，中國境內的日本空軍力量薄弱，十數萬的陸軍也是強弩之末。此時中美聯合空軍已成立了八個月，廣西還有不少裝備精良的炮兵。史迪威的問題可以透過外交解決，甚至先斬後奏，來它一個“撤職查辦”。退一萬步，即使得不到中美聯合空軍的支援，統帥部如有一戰的決心，規劃一次大的決戰，締造一次大捷是絕對可能，因為衡陽守軍已達到了殲敵七萬餘的戰略目標，日軍很容易接受衡陽守軍的停火協議，也說明了日軍此役已力不從心。

再壞的結果，也比此後各軍被日軍一一擊破，四個月後桂林、柳州的失守要強得多。當然，如能有中美聯合空軍的支援，能一舉消滅日本最後的陸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勢必重寫，也不會有“雅爾達密約”，中國之命運也勢必改觀。真是“一子之誤，全盤皆墨”，歷史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興衰存亡，經常決定於某一戰役瞬間的變化和勝敗，“淝水之戰”和“滑鐵盧之戰”就是很好的例子。

以上戰略上失敗各點，互為因果，此為吾人今後應“引以為戒”的教訓。

綜合以上各節，筆者的感想是：

抗戰以來，統帥部的戰略就是“退”和“守”，稱之為“戰略撤退”。從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到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整整退守了十四年。“退和守”又養成國軍怯敵和避戰的惡性。孫子曰：“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吾人卻很少見到統帥部“攻”的戰略方案。

第六節　戰略上失敗的原因（3）

第三次長沙大捷以後，日本從中國抽出不少的兵力到太平洋作戰。此後近兩年中國戰場上幾乎沒有重要的戰役。而統帥部就好像“穩坐釣魚臺”，未見有任何反攻的戰役。

當美軍在反攻太平洋諸島取得相當的進展時，亦未見趁機配合，展開反攻。吾人不能不說，在整個對日抗戰的策略上，是否有些失誤？也是吾人研究歷史者的一個課題。若說中國軍隊不能戰，衡陽保衛戰的第十軍，除了數門美式山炮外，其餘都是國產的武器，而達到平均每人殺敵四點五人。這總不能說中國軍隊不能戰吧？

若說統帥部“沒有戰的決心和勝的信心”，應該是不過分吧？

第七節　民族精神的最高表現

“視死如歸”、“以一敵十”，本來是對“勇”者的形容詞，而在衡陽保衛戰中，則是事實的寫照，此一事實，不是指少數幾個人，而是第十軍一萬七千餘名全軍官兵。

十多年來與日軍戰鬥的經歷，幾乎都是以少勝多，出奇制勝。官兵們對日軍早已無恐懼的心理，雖然每次的戰役都極為慘烈，犧牲亦大，但官兵們一聞有仗打，就興奮不已，有了殺敵的機會，不幸陣亡，也如願為國盡了“忠”。下級對上級的關係，平時親如父子兄弟，戰時是相互信任的父子兵。長官對部下，以“仁、義、信”為主，以“嚴”為輔，絕少殺部下而立威者。對敵當然就是“智勇”雙全。

當衡陽保衛戰的最後幾天，有的陣地被日軍攻佔，戰鬥單位逆擊兵力不足，這時師長帶著衛士趕往做團的預備隊，軍長聞訊，也急急趕到支援。正如孫子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這可以說是第十軍的“心理建設”。這些不是筆者在寫作文，而是筆者與第十軍未死官兵生活在一起有一段時期，親身的體驗。

當日軍對衡陽為期十餘日第一期的總攻頓挫，日軍傷亡達一萬五千人，衡陽守軍的信心更加堅強。日軍對衡陽三次的總攻，第十軍孤軍只有消耗，沒有增補，而日軍的軍力是一次比一次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