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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平息擠兌風潮。 杜月笙便說：“這好辦，明天早上我就送銀元去，保證讓那些兌錢的人放心。” 第二天，杜月笙親自押了１００多隻箱子送到四明銀行門口。 這時，四明銀行門口人很多，秩序很亂。杜月笙讓人從汽車上搬下一隻箱子，開啟，說：“各位客戶，請不要擁擠，四明有的是錢，請放心！都能兌到大洋。” 說完，他揮了一下手，有一個手下人把箱子開啟，人們一看，果然是一疊疊光亮的銀元。接著，銀行的職員和押送人員一起上陣，把那１００多隻箱子全搬進了倉庫。 擠兌的人一看，四明的實力這麼雄厚，怕什麼，錢放在這裡最保險。於是，人們紛紛離去了。還有些已兌過錢的人聽說了這事，馬上又回來，把錢重新存了進來。 其實，那１００多箱只有前面幾箱是銀元，後面的箱子裡全是石頭。 杜月笙的聲譽在銀行界頓時鵲起，許多銀行紛紛來請這尊保護神，杜月笙一下子成了浦東、國信、亞東等銀行的董事長，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的常務董事和其他一些銀行的兼職。 陳光甫為答謝杜月笙的援助，把５０萬元無息貸款存進了經營不善的中匯銀行，還將“商儲”的一部分業務轉送給他。 杜月笙得此援助，立即擴大“中匯”在實業界的經營範圍。 不久，杜月笙被上海灘上的金融鉅子們選為上海銀行分會的理事。 自此，他白相人的長袍外面又罩上了一件“金融家”的紳士長衫。 隨著中匯銀行的興旺發達，杜月笙的事業與名望躍上了新的高峰。到抗戰前夕，上海灘上請他列名為董事、監事的銀行、錢莊、信託公司多達７０餘家。有一些公司還請他出面任董事長。  ＇返回目錄＇   。。
禁止日貨，於松喬撞牆（1）
正當杜月笙在上海灘飛黃騰達、節節高升之時，九一八事變發生了。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晚，日本關東軍按照預謀，派工兵炸燬了南滿鐵路瀋陽北部柳條溝的一段路軌，反誣是中國軍隊所為，以此為藉口，向北大營和瀋陽城發動突然襲擊，挑起了九一八事變。 對此，蔣介石卻命令國民黨東北當局，“日軍此舉不過尋釁性質。為避免事件擴大，絕對不抵抗。”這種不抵抗政策，束縛了東北軍隊的手腳，東北錦繡河山很快陷入日軍鐵蹄之下。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在中國激起洶湧澎湃的抗日怒潮，上海人民奮勇投入這個愛國運動。９月２４日，上海３萬５千名碼頭工人舉行抗日罷工，１０萬學生舉行抗日罷課。９月２６日，上海各界人民舉行抗日救國大會，透過要求對日宣戰、武裝民眾和懲辦失職失地的官吏等決議案，會後舉行了抗日示威遊行。１０月初，上海各業８０多萬工人組織了抗日救國聯合會。 民族矛盾的上升，不僅使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一致要求抗日，民族資產階級也開始表示了抗日要求。反映民族資產階級意志的上海《申報》便多次發表評論，抨擊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 這股洪流將杜月笙也捲入其內。經國民黨上海市黨部首肯，以杜月笙、虞洽卿、王曉籟、王延松、陳霆光等人為常務委員，組成了“上海市反日救國會”，後由陶百川改名為“上海市抗日救國會”，由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委員陶百川任秘書長。 杜月笙鑑於五卅運動的時候，對於英國人採取經濟抵制的策略極有成效，現在他再次建議抗日救國會從“禁止日貨入手”，發動對日本人的反抗。抗日救國會迅速地在各重要地點成立了檢查所和保管所，籲請上海市民，全面拒買、拒賣洋貨，檢查所人員並採取直接行動，到處搜查日本貨物，一旦有所發現，立即加以沒收，交給“保管所”去加以儲存。 “檢查所”和“保管所”需大批的執行人員，抗日救國會除了召募愛國人士和學生義務擔任外，主要的人力來源還得靠杜月笙發動自己青幫弟子們，並且，在愛國工人中遴選出大批的幹部。———陸京士在上海從事勞工運動多年，他是杜月笙和上海勞工之間的一座橋樑，他負責杜月笙和勞工大眾的聯絡，也是杜月笙處理勞工問題的最高顧問，私人代表。 對日經濟絕交，抵制日貨運動在上海灘上風行。一天，天后宮橋檢查所由郵務工會出身，杜月笙的門人於松喬負責。各地檢查所、保管所紛紛成立。他和一位名叫劉心權的熱血青年，以“射入射馬，擒賊擒王”之勢，一上來便到“合昌祥”綢布莊抄出兩大箱日本棉布。於松喬吩付跟去的檢查員將這兩箱東洋貨充公，按照抗日救國會的規定，載送到“保管所”去暫行封存。 與此同時，於松喬和劉心權也回到了天后宮橋“保管所”，坐侯好戲開鑼。一因為這兩箱東洋布大有來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