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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起身來高聲說： “抗敵後援的事體要自告奮勇，讓我杜某人先來自告奮勇，各個委員會里頭，最難做的大概是籌募委員會了，這一個就由我來！” 等一會兒，不曾看見有第二位自告奮勇者，於是杜月笙又在喊： “第二難的就要算供應委員會了吧，新之兄，你來做這個，好嗎？” 錢新之只好笑著點頭，表示接受。 大會組成，人員推定，杜月笙說： “支援前方，等於救火，不能耽擱一刻，我們要立刻開始辦公。但是，問題來了，辦公所需要的經費呢，市黨部沒有這筆預算，即使有，數目太大也難以負擔。杜月笙說要銅鈿容易，成立初期的一切開支，由我杜某人一個人負責墊出。” 不久，上海各界一致熱烈支援抗戰，掀起比“—·二八”事變時期更為盛大壯闊的捐獻浪潮，捐款之勢如風起雲湧。秘書長陶百川查查賬目，發現杜月笙私人墊付的經費數值已不在少，因此遵照前議，從捐款中提出一部分撥還，杜月笙一看那張支票，登時退還，他說： “市民捐款是為了抗敵勞軍的，我杜某人哪能可以在這裡面扣賬？” 說得大家都笑了，告訴他說： “那杜先生也不能白墊這些錢呀？杜先生既不肯收，賬上也不便處理，要不然，就移作杜先生的捐款吧！” 杜月笙這才點點頭說： “做捐款可以，不過，不必寫我的名字。” “不寫杜先生捐的，寫誰呢？” 想了想，杜月笙決斷地答道： “就寫常務委員會捐助！” 打仗、要錢，而且要花大錢。正當杜月笙在為抗敵後援會的事，忙碌緊張，席不暇暖，一日，華格臬路到了貴客，財政部長宋子文來找杜月笙商量，政府決定發行五５００００萬元救國公債，財政部已經組成一個“勸募委員會”，辦公地點，必須設在上海。 “宋部長，”杜月笙脫口而出地說，“要辦公地點，不曉得我杜美路那幢新房子夠不夠用？” “足夠了。” “那麼，我立刻騰出米，捐給勸募委員會用。不管用多久，杜某人分文租金不收。”&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步入一生最繁忙緊張的時期（3）

接下來，宋子文和杜月笙商談一個更重要的問題，上海一地公債應該如何勸募？杜月笙深思熟慮，他建議： “募公債，當然是越多越好，這一次，最好方面廣點，工商界的朋友，希望他們儘量認購，上海市民也要普遍的買。” 宋子文對他的建議表示讚許。於是，杜月笙便一口氣成立了兩個勸募隊，上海市民勸募總隊長由他自己擔任，上海商界勸募總隊長則推上海總商會長王曉籟，後來王曉籟說他一個人“抗不住”，向杜月笙請救兵，杜月笙便一腳跨過去，兼了商界勸募隊的副總隊長。 七七事變以前，中國駐日大使杜月笙的老朋友許世英回國述職，不久他生了病，正在就醫時期，大戰爆發，中、日交涉劍拔弩張，７月１３日他奉命帶病返任。杜月笙聞訊，馬上趕到北站迎接，然後一直送他到駛赴日本的海輪上。這時，江上風清，微波不興，懸太陽旗的軍艦就在附近停泊，許世英絕口不提他赴日交涉有否成立和議的可能，只是意味深長地說： “恐怕你又要大忙特忙一陣了。” 杜月笙明白許世英的暗示，他不禁慷慨動容，眉飛色舞地答道： “我今年剛５０歲，年富力壯，身體對付得過去，只要國家有用得著我的地方，我杜某人必定萬死不辭！” ４天后，７月１７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聲朋，指出蘆溝橋事變後，日本軍閥的猙獰面目亦已全部暴露，他們增派大軍發動猛攻，向華北各地狂轟濫炸，宣佈中國對日宣戰。７月底，北平陷落，８月初，上海形勢緊張，先鬧了一次水兵失蹤又被尋獲的挑釁醜劇，８月９日，當全國各地軍政要員，紛紛赴京共赴國難，舉行軍事會議聲中，風雲險惡的上海終於響起了槍聲，日本海軍陸戰隊的一官一兵，乘坐汽車，準備強行衝入虹橋機場，被機場衛兵制止，雙方發生槍戰，兩名日本官兵當場擊斃，國軍陣亡一人。 於是，８月１１日，２７艘日本軍艦開進吳淞口，擺好備戰姿態，威脅中國撤退駐防上海的保安隊。從這一天起，上海人開始知道戰禍已不僅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了，閘北成千上萬的居民攜帶箱籠細軟，像潮水般地湧向租界，人潮淹沒了街道，遍地都是棄置的傢俱行李，汽車被迫停在街心，湧進租界的難民越來越多，租界無法全部接納，於是絕大部分的人只有餐風露宿，抱著不曾開啟的鋪蓋，睡在水泥地上。杜月笙督飭租界的慈善團體，竭盡一切力量，進行救濟。 ８月１３日，淞滬大戰爆發。“一·二八”之戰中力抗日軍的國軍勁旅中，８７師王敬久部扼守江灣新市區，８８師孫元良部則進駐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