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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兗州，范仲淹被貶到邠州，富弼被貶到鄆州。韓琦上書請求朝廷不要讓杜衍等外任，未予通報。琦乃請外。同年三月，韓琦貶到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書，稱杜衍等都是有才能的人，不應該罷免或外放，結果歐陽修也被貶到滁州。至此范仲淹所制定的磨勘、蔭子及科舉新法被全部停止。

改革的廣度和深度，往往和它遭到的反對成正比。大批守舊派的官僚們，開始竊竊私議。御史臺的官員中，已有人抨擊某些按察使——說什麼“江東三虎”、“山東四倀”。范仲淹在邊防線上的幾員部將，也遭到秘密的調查，並遇到許多麻煩。歐陽修等“四諫”，企圖攆走這些保守派的爪牙，另換幾名臺官。但他們很快發現，臺官背後，掩藏著更有權勢的人物。歐陽修本人，反被明升暗撤，離京出使河東。范仲淹預感到，事情絕不象石介頌揚的那麼簡單：改革路上，隱患重重；新政前程，也岌岌可危。

慶曆四年仲夏時節，臺官們忽然聲稱破獲了一起謀逆大案。該案直接涉及的，是石介和富弼。仁宗不信會有這等事情。石、富二位，更覺莫名其妙。但是，臺官卻有石介給富弼的親筆信件作證；而信中又隱然有廢黜仁宗之意。石介對此，矢口否認。富弼未及辯誣，先已惶恐不迭。其實，此事純為夏竦一手製造。從他被撤去樞密使職、並被石介斥為“奸魅”時起，便秘密買通婢女臨摹石介的手跡。該婢臨寫之功，已非一日。

此案一興，蜚語四起；後來，甚至牽連到范仲淹改革的誠意，乃至擴大相權的居心之類。宋仁宗雖然對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對革新的勢力這麼強大，他開始動搖了，這時，宋夏之間已正式議和：政治危機，也大略消弭。仁宗對於改革的興致，已漸冷漠和淡釋。富弼為了避嫌，請求出使邊地。范仲淹也自知無趣，帶職去視察河東與陝西。　。　想看書來

《中國曆代黨爭》第五章（14）

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賈昌朝，當初曾附和過范仲淹的新政。但在實際執行中，他們卻陽奉陰違。待到新政受挫，革新派遭誣，他們便立即轉向。範、富離京之後，他們索性與保守勢力聯合，對范仲淹等人落井下石；並透過臺官，製造新的冤案，將在京的革新人物一網打盡。

范仲淹的改革，雖然主要是為了鞏固北宋王朝的統治，但對官僚機構的整頓，卻不能不觸犯那些在因循*的官僚制度中獲得利益的勢官權貴的利益。正因為如此，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到各種無端的誹謗，攻擊范仲淹、富弼是“朋黨”的論調更是甚囂塵上。

“朋黨”是宋朝統治者極為敏感的一個問題。為維護皇帝的專制統治，宋初以來設立了許多防微杜漸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嚴禁臣僚們結成朋黨，他們以唐代牛李黨爭為鑑，明令禁止科舉考試中考官與考生之間結成座主與門生的關係。

范仲淹與呂夷簡矛盾發生後，宋仁宗於寶元元年詔誡百官朋黨，對范仲淹早就存有戒心。只是由於國內外局勢險惡，不得不起用范仲淹，並賦以改革重任。當著朝廷上下、宮廷內外反對改革的叫囂連成一片之際，宋仁宗那迫切更革弊事的心情很快就消失了。特別是當著最敏感的朋黨問題響徹朝廷，歐陽修的《朋黨論》、范仲淹的奏言又直言不諱地承認君子也分朋分黨之時，宋仁宗對范仲淹和富弼便不再信任，讓范仲淹出任陝西、河東宣撫使，罷去參知政事的職務。到慶曆五年初，范仲淹、富弼又被以更張綱紀，紛擾國經等罪名貶黜。朝中支援新政的官員也都被貶官到地方任職，已經頒行的磨勘（考績）、蔭子等新法也被宣佈作廢，“慶曆新政”推行僅僅一年左右就曇花一現地夭折了。

慶曆新政失敗了，但社會矛盾並未緩和，財政危機更加嚴重，在這種情況下，士大夫要求改革的呼聲此起彼伏，一場更大規模、更為深刻的改革運動已在醞釀之中。而保守勢力和改革勢力之間的界線也逐漸明晰。

第四節 關於爹的問題

仁宗沒有兒子，英宗幼年被仁宗接入皇宮撫養，賜名趙曙。嘉祐八年。仁宗崩，趙曙即位。史稱宋英宗。尊皇后曹氏為皇太后，大臣都加官進爵，宗師諸王也都加以分封。

英宗親政僅半個月，宰相韓琦等人就向英宗提議請求有關部門討論英宗生父的名分問題。當時仁宗逝世已有14個月，英宗批示，等過了仁宗大祥再議，也就是待到滿24個月再說，這顯然是英宗為了減少追封的阻力而做出的姿態。治平二年四月九日，韓琦等再次提出這一議題，於是，英宗出詔將議案送至太常禮院，交兩制以上官員討論。由此引發了一場持續18個月的論戰，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