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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然在政治上爭奪權利。東漢的外戚，一般都是功臣宿將，名門大族，他們是豪強地主上層的代表。東漢的外戚，主要有“馬、竇、鄧、梁”四大家族。東漢明帝的馬皇后，是大功臣馬援的女兒；章帝的竇皇后，是大功臣竇融的曾孫女；和帝的鄧皇后，是功臣鄧禹的孫女；順帝的梁皇后，是功臣梁統的後代。這四大家族，集功臣與外戚於一身，勢力非常強大。除了馬皇后一門，能夠自我謙抑之外，其餘的幾家，都是專橫跋扈，顯赫一時。

宦官一般出身低微，目不識丁，為一般人所不齒。然而一旦掌權之後，宦官也開始兼併土地，上升為地主階級。當然了，宦官並不一定都是壞人，宦官中也時有出類拔萃者，修《史記》的司馬遷，發明造紙術的蔡侯，下西洋的三保太監，都在青史上留有好名。但是，宦官政治卻一定是黑暗的。這是因為：第一，宦官身受腐刑，性情上變態，對社會、對正常人存在著仇視心理；第二，宦官沒有後代，因此也就不受道德觀念的絲毫約束；第三，宦官出身低微，目不識丁，沒有文化素養；第四，宦官只懂得送往迎來，阿諛奉承，而沒有任何政治經驗。

到東漢後期，靈帝與宦官更是公開賣官，由於所得金錢貯存於西園，史稱“西園賣官”，上至公卿，下到地方守令，都是明碼標價，一手交錢，一手給官。

宦官上升為豪強地主，但不為上層豪門及清流所看重，乃是豪強地主下層的政治代表。

第三個原因是，東漢從中期的和帝開始，皇帝多數夭折，往往是幼主繼位，母后臨朝。東漢中後期的十一個皇帝，其中皇帝大多夭亡，太子年幼繼位，於是，就出現了母后臨朝，垂廉聽政的情況。

這些垂廉聽政的太后們，年齡都不大，一般不過二十幾歲。她們死了丈夫，精神空虛頹廢，無以寄託，把思想感情的關注點，從夫妻生活轉移到朝廷大事的處理上來。然而，這些年輕的太后們沒有起碼的社會經驗和統治經驗，也基本上沒有文化知識。她們根本沒有能力來駕馭國家機器，只好依靠自己孃家的的父兄，幫助自己來處理國家大事。這樣一來，國家政權便落到了外戚的手中。　。。

《中國曆代黨爭》第二章（3）

前面分析過，當皇帝成年後，為了奪回政權，解除外戚的威脅，只有依靠自己身邊的宦官了。當皇帝死去，新君繼位，宦官由於政治身份卑賤而不能輔政，於是又有新的外戚上臺。這種外戚宦官輪流專權的局面，就成為東漢中後期政治的一個顯著特點。這種情況到了專制社會就不存在了，專制社會時候權利是在君主的手中的；到了共和社會，情況就更好了，權利就落在人民手中了。

可在封建時代，君主和宰相的權利在他們出生以前就已經定下了，大臣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牢牢相扣。在君主年少和國家政治不穩定的時候，就會將國家的大權委任於有權勢的大臣，讓他們來輔弼少主，一則這樣權臣就不會趁著*覬覦君主之位而發生內亂，二則平民百姓也不會鬧出大的亂子來。在專制時代，平民百姓已經可以做到大臣甚至宰相了，這時候的朝廷管制已並非只是貴族的專利，輔佐皇帝處理國家機要大事的也並非一定要與皇帝有血緣關係了。皇帝年少，國家尚處於動盪或不穩定期間，這時候的國家政務的決斷只好聽命於皇太后，但是由於中國古代對男女關係的禁錮，皇太后臨朝卻不能直接與朝廷大臣接觸，所有的政令只好藉助於皇太后的親戚或在其左右侍奉的宦官來轉達處理，因為這個原因，導致了外戚和宦官的勢力一天比一天強大。

中國一直以來是一個貴族當權的國家，從唐堯、虞舜開始，到商太宗太甲子至，已經出現了這種情況，但是尚未出現皇帝的母親臨朝聽政的先例。

舜的故事想必大家都知道，他就是作為一個臣子出位的。在那個“大同”社會，即堯舜“禪讓”時代，這是一個美好和天真的時代，傳說中那時侯皇帝輪流做，誰有賢德誰當國家的首領，大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堯傳舜讓被人們吹破了天，毛主席有詩：“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幻想社會主義新中國的人們也能達到堯舜時代人們的思想境界多好啊！可惜大同時代也不過是後期儒家夫子們崇古思想的一種反映，是對現實不滿的一種發洩罷了。而實際的情況是舜奪了堯的政權。

其實堯舜時代以前已形成子傳父業的傳統了，創造這個傳統的人就是咱們中國人的老祖宗黃帝。黃帝是公認的中華民族千古第一帝，一輩子娶了二十四個老婆，生了二十五子，在位一百年，享壽一百二十歲。黃帝去世後，他的兒子少昊金天氏繼立為帝，當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