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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吉甫無疑也給自己樹立了一個強大的對立面。

憲宗元和二年，李吉甫當了宰相。李吉甫對中書舍人裴垍說：“我流落江淮已有十五年，今日蒙受皇恩，提升我不知為同平章事，我道該用什麼來報答陛下的恩德，只有好好為朝廷多選拔一些人才了，而如今的後起之秀，我與他們之間又沒有什麼交情，希望你給我推薦推薦。”裴垍立刻拿筆寫了三十多人的名字。幾個月以後，這些人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當時的人都說李吉甫用人非常得當。可用人問題向來是個大問題，用誰不用誰牽扯到很多人的利益，因此不可避免得罪一些人。這個時候朝廷官員多結為朋黨，而各朋黨之間為了爭權奪利，經常發生爭鬥訴訟事件。李吉甫也被卷人了這種朋黨之爭，

憲宗元和三年四月，長安為選拔人才進行了一次考試。唐朝的考試製度有兩種，一種叫做常科，一種叫做制科。常科考的是詩賦。但透過常科考試後只能取得出身，要想獲得官職，尚須經吏部衡量選拔，透過“身、言、書、判”四方面的考察。制科是由皇帝委任策試官命試，科目不定，大到國家大政方針，小到朝野一事，均可策問，由被試者答以策文，以供皇帝親覽、朝廷參考。對策高第，皆可授官。

因為考科目多是現實問題的緣故，與常科相比，制舉與政治的聯絡就更為緊密。應試者往往透過對策表達對時政的看法。天子與主試官有時也引導舉人申述政見，以發現人才、體察輿情。特別是一個名為“賢良方正能言直諫科”的制舉科目，最有“應詔直言”的特色。

明白了這些，就可看出問題來了：制舉試特別是“賢良方正能言直諫科”既有如此的特點，那麼，欲在考試中取得佳績，必然要投其所好，在策文中“切時宜，觀政事”、“指病危言”；以求得轟動效果。此乃人之常情，本無可厚非，況且，言切辭直的策文，常能在客觀上對國家弊政有所匡正，也算是種有理的行為。麻煩的是，考試與政治相聯，便不可避免地造成是非之爭。這正反兩種效應往往相伴而來，在本朝的制舉試中屢見不鮮。

《中國曆代黨爭》第四章（10）

元和三年的這次“賢良方正能言直諫科”考試就是一個最為有名的例子。這次考試中舉人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等人在對策中指陳時弊、言詞激切，竟然一點也不避諱。考官楊於陵、韋貫之認為他們符合朝廷選用人才的標準，將他們全部錄用了。

平心而論，元和初年的政治確實也並非無懈可擊，表現在很多方面。比如，朝廷欲加強中央集權，必然要損害民眾的利益，再加上朝中意見多少有些分歧，各派之間意氣用事的情況也不少。但主要的癥結是皇上對宦官的依賴和依靠並未減輕，權貴驕奢淫逸、宦官專橫霸道的事情更是屢見不鮮。時任翰林學士的白居易就經常與皇帝爭論，並且寫作了大量的“諷喻詩”進聞於上。可見牛僧孺等人的言論倒也不是空穴來風。

三人的策文，皇甫湜以攻擊宦官為主，而李、牛卻主要是指責當權者熾於武功。這得罪了當時的宦官勢力。這時裴均已由荊南入朝，他是竇文場的養子，透過宦官的關節，得到了“尚書右僕射、判度支使”的榮銜，正顯貴一時，很是得意，一心想要把李吉甫弄下去。

可在這個節骨眼上李吉甫卻犯了個錯誤。李吉甫做事較衝動，為人也很固執，一旦有了主見便會堅持到底，所以經常和其他人發生牴觸。但吉甫對國家的忠誠是不可懷疑的，對是非善惡更是有一種近乎偏激的愛憎感，這無疑又是他的長處。吉甫的政治立場異常的堅定，自然認為李、牛的政見不對。而這恰好被宦官勢力利用。憲宗不久罷免了裴垍的戶部侍郎一官，貶到巴州去做刺史，貶王涯為虢州司馬，楊於陵為嶺南節度使，牛僧孺和李宗閔也沒有受到提拔。牛僧孺長期得不到升官，從此對李吉甫懷恨在心，由此而導致了對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歷時多年的激烈黨爭。這就是著名的牛（牛僧孺、李宗閔）李（李德裕）之爭的起因。此後牛李黨爭也成為唐朝後期，繼宦官干政、軍閥割據之外的第三大毒瘤。

如果說元和三年這次制舉案仍然還是一個伏根的話，那麼真正的導火索卻是因一次“常科”考試而點燃的。

元和十五年，唐憲宗去世，唐穆宗即位。當時，李宗閔、牛僧孺、李德裕相繼入朝為官，開始在帝國政壇上發揮作用，這次事件的實質就是李宗閔與吉甫的兒子李德裕發生了直接的衝突，並使朝中的不少人圍繞著他們三人而形成了鮮明的政治與個人分野。這年四月，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共同主持科舉。前刑部侍郎楊憑喜歡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