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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之無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這哪還有一點佛教的味道，乾脆可以直接叫做道術。

很明顯，牟子是在用當時現有並且流行的道家觀念直接解釋佛教。可見，在世人的眼裡，佛、道根本沒有辦法被界定清楚。可在當時，這已經是一部水平最高，並試圖將佛教解釋清楚的專著了。這部書，對後世佛教產生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我們可以大膽地推斷，作為當時的一位權威的佛教學者，牟子對於印度佛教基本還沒有入門，而對於儒家，特別是道家的學說，卻已經達到了專家級的水準。這樣一來，佛教得到了國人所熟悉的解釋，自然也就不再陌生。在國人眼中，佛教其道德上的追求等同於儒家的最高理想；修道上的目標又與道家殊途而同歸。至於“出家”、“剃頭”、“披赤布”（指僧人的袈裟）等外在形式方面的問題，解釋起來就簡單得多了、無非求大同而存小異也。這部著作使佛教第一次在理論上與本土文化接上了軌，走向融合只是時間問題了。

隨著一些佛教經典的陸續譯出，佛教的教義開始越來越明朗。此時的儒、道兩家開始明顯地感覺到，這位躺在身邊的小“弟兄”跟他們顯然不是一個鼻孔出氣。於是，“兩位大哥”開始對這種帶有明顯異邦色彩的學術思想，進行猛烈攻擊。此時的儒、道學者們，已開始嗅到佛教思想中那些讓他們感到不安的“異端”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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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和諧的音符（2）

衝突首先發生在儒家與佛教之間，主要反映在佛教的“輪迴”學說與“棄世出家”的修行方法上。當時，已經混雜了大量玄學思想的儒家，只相信人死為鬼而不承認輪迴之說。其實這種觀念，自古在中國人的心中就已經根深蒂固。以至到了今天，一部分人仍然自覺或不自覺接受這種說法。在這一點上，佛教始終沒能徹底扭轉中國人的觀念。相反，後來的佛教只能無奈地多多少少地迎合它。其次，佛家的修道方法，直接與儒家的“孝道”相對立。在印度的傳統中，出家修道的行為，早在佛教產生前就已經存在。最早的出家行為，都是在完成了各種社會義務之後才開始實施。古印度有“四行期”①的規定，人們必須完成了娶妻生子的社會義務後，在中年或晚年時才會出家。當然，這些傳統很可能被佛教和當時的其他沙門學派打破，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就是在年輕時棄世出家的，他放棄了繼承王位、養育兒女等社會義務。中國人認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宗法社會的現實，決定了任何一個家庭都不會允許他的兒女為了離欲修道而斷了後代香火。所以直到三國以前，中國雖有佛教，但沒有自己的出家人①，政府甚至頒佈命令禁止出家的行為。

緊接著，道家與佛教之間也出現了衝突。在“滅”與“不滅”的問題上，兩家的學說完全相反。比如佛教宣說的“滅諦”，是佛教四項根本道理之一②。也就是說，佛教修行的最終目標不是成仙，而是“涅”。“涅”就是寂滅，所謂“道成者身滅”。這與道家的長壽、永生、不死等保身哲學是根本對立的。

如何調和這些矛盾呢？以佛釋佛，自說自話，顯然是不會有什麼好效果。換一種方法，以道釋佛、以儒釋佛，倒是個不錯的招數。此時《牟子理惑論》之類的學術著作，也就應運而生了。它的根本做法，就是用儒家、道家思想中的部分內容附會佛教的理論。這種做法，的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讓人們堅信佛家思想中的內容在中國傳統思想當中早已存在。

這場“糊塗官司”打了將近200年後，到了晉末，儒、道之間首先聯起手來，在使“玄學”廣泛流行的同時，再次與佛教進行了一番互通互釋，“玄學”化的佛教和佛教化的“玄學”，已經渾然一體，難分你我，“三教”之間的關係，似乎已經進入了“蜜月期”。

此後，南朝的思想界，被這股盛極一時的“玄風”颳得異常混亂。人們的思想中，已經將三教的本義忘得差不多了。腦海中的儒、釋、道，基本被燉在了一鍋“湯”裡。此時的“三教”學者，都試圖重新開始自說自話，但誰都很難成為時代的最強音。

梁武帝年輕時，遊學於儒、釋、道三家，必然受這種學術空氣的影響。自認為已經博通“三教”玄旨的他，索性反過來以佛釋道、以佛釋儒，抑或乾脆來個“三教同源”：既然源頭找到了，怎麼附會也不為過。最後的結果，是使名義上處在源頭地位的外來佛教改頭換面，為具有深厚傳統思想的中國人服務。所以佛教從“度人”轉變為“度鬼”，也就不足為奇了！這也是後來中國佛教的一大特色。“三教”融合已是大勢所趨，再加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