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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納會議除了發表宣言譴責奴隸貿易，再也沒有關注非歐洲世界，而巴黎和會則論及了從北極到澳大利亞、紐西蘭，從太平洋諸島到所有大陸方方面面的問題。

維也納會議在1789年法國革命掀起的劇變平息之後召開。到1815年，革命的影響已深入人心，但1919年時俄國革命爆發僅兩年，其對世界的影響還不明顯。西方領導人看到布林什維克正從俄國滲出，威脅著他們的宗教、傳統及維繫社會的一切紐帶。在德國和奧地利，戰士和海員叛變，蘇維埃工人和士兵已經在城鎮奪權。巴黎、里昂、布魯塞爾、格拉斯哥、舊金山甚至位於加拿大大草原的僻靜的溫尼伯都發生了大罷工。這些互不相干的革命火焰來自於地下的熊熊烈火嗎？

1919年巴黎和會的和談者認為他們在搶時間完成工作。和維也納會議的前輩一樣，他們也必須重新劃定歐洲地圖，但除此之外，他們還得考慮亞洲、非洲和中東。“自決”是和會的格言，但卻無助於在互相競爭的民族獨立運動中做出選擇。調停人員必須充當警察同時救濟饑民。可能的話，他們還必須締造新的國家秩序以杜絕世界大戰再次發生。威爾遜許諾要採用新方法保護弱者，解決爭端。這次大戰是耗費巨大的愚蠢之舉，但或許也有好的結果。當然，調停人員必須制訂條約。毫無疑問，必須懲罰德國，因為是它發動了戰爭（或者如許多人認為的那樣，僅僅是因為它戰敗了？），並根據和平路線規劃其未來，調整其邊界，以在西部補償法國，在東部補償新興國家。保加利亞和奧斯曼帝國也必須簽訂條約。奧匈帝國是個特殊問題，因為它已不復存在，所剩的僅是微小的奧地利和搖搖欲墜的匈牙利，它們的大部分領土都劃給了新興國家。人們對和會抱有的期望越大，失望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調停人代表各自的國家，由於大部分都是民主國家，因此他們必須重視公眾意見，提前考慮下一次選舉，權衡滿足或忽視其他國家重要意見的代價。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不是完全自由的。而且，那種認為原有邊界都懸而未決的想法非常普遍。巴黎和會為提出各種舊要求和新主張提供了機會。英國人和法國人私下就瓜分中東達成了一致，義大利人反對新成立的南斯拉夫的要求，因為他們不希望鄰國強大。克雷孟梭對一位同僚抱怨說：“打仗比和談容易多了。”

前言：1919年的巴黎（3）

調停人員在巴黎的幾個月中碩果累累：簽訂對德和約，確立奧地利、匈牙利及保加利亞和平條約的基礎。在中歐和中東重新劃定國界。但不得不承認，他們的許多工作成果並不持久。從和會召開至今，人們一直抱怨和會耗時太久，而且並不公正。有關1919年的和平方案非常失敗並直接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說法非常普遍。這樣說其實高估了它們的影響力。

1919年，世界存在兩種不協調的現實，一是在巴黎的調停者，另一個是普通的人民大眾。誠然，調停人有陸軍，有海軍，但在鐵路、公路及港口匱乏的地區，如小亞細亞內陸和高加索，調動軍隊既費時又耗力，而當時空軍的力量還不足以彌補那個空缺。在歐洲中心，雖然鐵路交通設施齊全，但由於秩序混亂不堪，即使有機車、汽車等交通工具，燃料依然不足。精明的英國將軍亨利·威爾遜對勞合·喬治說：“辱罵指責這個或那個小國無濟於事，罪惡的根源在於巴黎做出的決定不起作用。”

如今，美國和全世界都逐漸意識到，權力與意志密切相關：要得到權力，必須付出意志，無論是金錢還是生命。1919年，歐洲人的這種意志大大削弱了；大戰使法國或英國或義大利領導人不能再命令其人民為權力而付出昂貴的代價。各國軍隊規模逐漸縮小，因此他們無法指望剩餘計程車兵和海員。各國的納稅人都希望終止耗資巨大的國外戰爭。只有美國尚有行動並對其他國家施加影響的能力，但它當時並未意識到而且也還不夠強大。可以說，美國在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風行之前失去了一次控制歐洲的機會。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回顧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權力的變化。1945年，美國一躍成為超級大國，而歐洲各國卻大大削弱了。然而在1919年，美國與歐洲強國的國力相差無幾，歐洲人可以也的確忽視了美國的意志。

軍隊、海軍、鐵路、經濟、意識形態及歷史對理解巴黎和會都至關重要。但個人因素也非常關鍵，因為報告最終是人寫的，決定有人做出，軍隊的行動也受人命令。調停人代表各自國家的利益，但同時也有個人喜好，這在要人之間——尤其是齊聚巴黎的克雷孟梭、勞合·喬治和威爾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