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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感受到了藝術創作的魅力，感受到了一種胸襟的雅緻與溫暖；使我們知道，帝王是靠不住的；從而，不再期待那些“燃燒自己溫暖大地”的帝王們“再活五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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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寫作的變化（1）

——關於《帝國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實錄》的對談

李亞平〓劉蘇里

《帝國政界往事》的意義在於：這是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出版二十二年後，大陸讀書人（而非學者）寫出的關於一個朝代的里程碑式作品。

劉蘇里（以下簡稱“劉”）：與傳統史學寫作不同的另一種歷史寫作，其文字之鼻祖乃是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二十餘年來，在它的影響下出現了一系列的作品，早期有張建偉五卷本的“晚清歷史報告”；中間努力的人有吳思、顧宏義等；最近的範本是譚伯牛的《戰天京：晚清軍政傳信錄》和劉憶江的《袁世凱評傳》，你的《帝國政界往事》（以下簡稱《帝國》）應算最新的了吧？

當我這樣敘說時，並沒有舉另一個型別的文字例子，也就是演義型的歷史小說。歷史小說自然與傳統的史學寫作不同，而我更欣賞的是上述型別的歷史寫作，甚至可以說，只有它們才能被稱為歷史寫作（以區別於學院派的歷史研究式的著述）。我的第一個問題是：在你寫作《帝國》過程中，你有無一個較確定的文字樣式，如果有，是如何貫徹始終的？

李亞平（以下簡稱“李”）：從文字的角度討論這本書的寫作，我覺得特別有意義。

我很樂於承認《萬曆十五年》對我的影響。曾經有一位朋友對我說：要是沒有《萬曆十五年》的話，你這本書就厲害了。我立即回答：要是有人認為我模仿《萬曆十五年》很像的話，那是我的光榮。因為對於我來說，黃仁宇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有大智慧的人，而不是到處可以看到的兩腳書櫥，更不是騙讀者口袋裡鈔票的文字混混。遺憾的是，這兩種人在我們身邊到處都是。從《帝國》出版後收到的許多來信判斷，我相信許多讀者和我的感受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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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讀《萬曆十五年》是1983年，大學畢業第二年，當時我沒讀懂，不明白他想說什麼。原因是那時被裝了滿腦袋教科書裡的所謂歷史知識。後來，過了許多年，費了極大的力氣才算把腦袋裡的垃圾清理出去了一部分，再裝進去有用的東西，這樣才算學會了如何像個正常人那樣思考。只有到了這個時候，我再讀《萬曆十五年》，才算真的讀懂了，感嘆歷史原來可以這樣寫！懂得了歷史是人的歷史，而不是觀念的、概念的歷史，這樣一個連小學生都應該懂得的基本常識。我想，這必須感謝二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沒有改革開放，我可能至今還浸泡在愚蠢的泥沼垃圾中而自我感覺良好。

然後，就是吳思，就像我在“後記”中說的那樣，我說去“報考”他的研究生，他建議我讀四十本的《宋史》和二十八本的《明史》。這哪裡是指導，根本就是草菅人命！於是我索性把將近三百本的《二十四史》一口氣買齊了，埋頭開始讀。

讀史的過程中發現，當代的傳統史學在面對史料時太粗暴了。這已經不僅僅是治史方法的問題。如果光是方法問題，事實層面的東西還不至於被泯滅和閹割，還是能夠說明一些問題的。可是事實上，傳統史學為了說明其既有的觀念，對史料的歪曲與閹割真是太厲害了。這實在令人震驚。另一方面，在美國呆了近十年，回國後，看到我們國家，更具體地說是北京，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可是惟獨在史學研究和史學教育（傳統或者說主流史學）領域，在學校課堂上，幾乎看不出什麼變化。這同樣讓人心寒齒冷。

劉：你的這個看法我不太同意。事實上，最近一兩年來，史學家以及被我稱為“非專業的史家”（即歷史寫作者），一大批人開始重新梳理歷史了。但是拿一個朝代來說事，印象中你的書確是第一本。

吳思寫的不僅是歷史，當然也不是故事。我現在很期待他的第三本書。吳思是在解構傳統的“封建社會”。他試圖在大的歷史脈絡中創造出一個解讀中國社會的概念框架。這樣比較起來，你的書中是沒有這樣一個大的社會史學概念框架的。

那麼，現在大多數史家和非專業的史家在做什麼呢？找到一個切入點來展開歷史敘述，比如歷史上一個較小的時段，一個人物，一所大學，甚至一幢建築物。學院派的史家如沈志華和楊奎松，在做中共與共產國際以及與蘇美的關係，還有朝鮮戰爭的歷史梳理工作。比如鄧野，他就在透過梳理194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