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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那樣，今天的國際制度和國際組織並沒有反映國際權力格局中已經發生的重大權力消長。印度、日本、巴西等國家仍然不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所以存有很大的不滿情緒。中國這樣的經濟巨人由於被排除在八國集團之外也會感到氣憤。進而，全球金融權力重心向亞洲轉移，如果在國際金融組織的管理和功能方面不能反映這一權力重心轉移的現實，也會產生嚴重的後果。重新界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世界金融體系中的監管、指導和刺激投資的作用已經是十分困難的事情。亞洲崛起，對世界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對此必須予以充分考慮。亞洲國家代表性不足不僅會損傷這些國家的國家榮譽，還會剝奪了它們為建立一種與其權力和影響相匹配的國際秩序作出貢獻的機遇。對於全球來說，這都是一種損失。

要想對國際秩序作出重大調整，沒有美國的領導作用是無法實現的。關鍵是要說服美國領導人，讓他們認識到，在國際制度框架內的決策必須反映國際權力格局的重大變化。比如，印度、日本、巴西、中國和南非等國是可以對解決全球性問題作出重大貢獻的。

在國際秩序中更大的發言權和影響力同時也意味著承擔更大的責任。尼娜·哈奇格恩（Nina　Hachigian）　和莫娜·薩特芬（Mona　Sutphen）　深刻地分析了美國與其他被稱為關鍵國家（印度、中國、歐洲、俄羅斯、日本）之間的關係。他們兩人認為，雖然在國際事務中這些國家都“希望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並不清楚它們願意為這一席位付出多少”。22對於21世紀的國際秩序來說，這個問題至關重要。對美國來說，這個問題同樣至關重要，因為美國必須考慮更廣泛地參與重要國際組織。當然，美國擔心這種參與會削弱自身的影響力。

對於許多國家來說，國際組織與發言權以及合法性密切相關。對於美國來說，國際組織的主要功能是能夠產生結果。這兩種立場雖然不是天生相互矛盾，但是，更大的參與國際治理是否會導致全球重大問題更加有效的解決，這仍然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回答在於印度、中國、巴西和南非等新興大國的政策、貢獻和行動。進而，這些國家在國際組織中的地位和聲望都在上升，也就會受到國際社會更多的監督和批評。如果它們自己變成了駕駛員，搭便車也就變得更加困難了。

從令人不安的事實到令人躊躇的決策

美國與主要大國以及新興大國都會從一個重振活力的國際秩序中獲得利好。我們相信，負責任主權是建立這種秩序的根本原則，這一原則可以指導我們建構管理具體事務的國際規範和國際組織，以便解決全球性問題。但是，在建構這一秩序的過程啟動之前，必須做出一些艱難的、令人躊躇的決定。

美國需要率先創造一種國際制度環境，使新興大國在國際安全制度領域有著更大的發言權。歐洲會抵制聯合國和國際金融組織內的任何制度變革，因為所有改革方案都會削弱歐洲的地位。以歐洲在全球經濟、人口以及實力等方面所佔的份額而言，歐洲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過多。歐洲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居於領導地位，這不能反映變化中的全球金融格局。日本不願意中國進入擴大了的八國集團，除非中國支援日本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俄羅斯不願看到自己在剛剛參加的八國集團中的地位被削弱。要打破目前這種在全球治理方面出現的僵局，取得更好的結果，美國必須帶頭。即便美國不習慣在世界舞臺上與他人分享權力和影響力，也必須這樣做。美國需要重新制定自己的對外行為準則，更多地關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新興大國，因為這些國家在國際事務中有著新的影響力。

利益與秩序：美國與主要大國和新興大國的關係（13）

有些國家會在全球事務中具有更大的發言權和影響力。對於他們來說，頗費躊躇的決定來自這樣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要說服美國建立一個使美國自願施行自我約束的國際秩序，要說服美國更多地參與全球的決策程序，就必須向美國表明，這樣做最終會使美國得益。

奧巴馬總統在2009年宣誓就職之後，他要面對一個重大的矛盾情景：一方面是現在的局勢要求他處理的各種危機，另一方面是美國盟友和新興大國越來越強烈地要求在國際組織中有更大的發言權。無論美國新政府的長期目標是什麼，是重振國際安全機制，還是為基於負責任主權原則的持久國際秩序打造基礎，從第一天開始，它都必須應對上一屆政府遺留下來的一系列急需處理的危機。阿富汗和伊朗需要繼續得到關注，黎巴嫩、敘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