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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核時代（12）

——安理會行動應該補充，而不是替代，強有力的戰略。安理會能力受限，因為到目前為止它只是一個懲罰性的機構。它幾乎沒有什麼辦法提供積極的激勵守約機制，因此它的實用性受到了限制，只能成為一個更加宏大的戰略的補充。這再次印證了我們的核心論點，即只有在大國對總體戰略承擔責任的時候，多邊制度才能發揮出效力。

——在各種危機期間，很難使不擴散機制起死回生，因為一個又一個的危機已經將它的生氣耗盡了。很多《不擴散條約》的無核武成員國在試圖解決伊朗問題的時候都顯得遲緩無力，這並不奇怪，因為核武器國家沒有認真履行裁軍義務使它們感到失望、憤怒。美國外交政策引起的普遍失望感也弱化了美國的領導能力，使之無法調動不擴散努力背後更廣泛的國際壓力。

總之，不擴散機制對於美國和國際安全來說是有價值的，它對遏制擴散發揮了作用。但是，只有採取視野更為廣闊的戰略，它才能夠處理最難的問題，而這樣的戰略通常是由美國和其他幾個大國制定並付諸實施的。那麼，這些大國的政策對於機制的未來演變就發揮著核心作用，美國的核武器政策尤其關鍵。

美國、核武器和負責任主權

自《不擴散條約》誕生以來，核威懾和條約規定的裁軍義務之間就一直存在著一種張力。在冷戰期間，威懾重於裁軍導致了無理性的軍備競賽，雙方的能力都已經遠遠超出了相互毀滅的水平。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和俄羅斯都沒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繼續維護核武器。雖然大幅裁軍不會削弱威懾力，但是由於對核武器在維護國際安全中發揮的作用沒有清晰的認識，所以裁軍行動失去了活力。

克林頓政府曾經以漸進的方式，有力地應對了這個問題。克林頓及其顧問們認識到，冷戰的結束是一個分水嶺，美國和俄羅斯都不再需要龐大的核武器庫。他們很快就意識到了前蘇聯境核心武器、裂變材料以及核技術控制不力可能造成的後果，於是聯合當時的參議員山姆·納恩（Sam　Nunn）（佐治亞州*黨）和參議員理查德·盧格（Richard　Lugar）（印第安納州共和黨）維持強有力的兩黨基礎來應對這個問題。克林頓政府付出了巨大努力，說服新成立的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放棄了蘇聯解散時留在它們領土上的核武器。政府官員參與了非常嚴肅的談判，將原定於1995年底到期的《不擴散條約》進行延期。克林頓簽署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但是沒能說服國會批准該條約。當時美國政府願意參與《禁止生產裂變材料條約》的談判。

但是，克林頓政府從未就核武器在冷戰後的作用問題提供過令人滿意的解釋。核武器還是威懾嗎？如果是，它威懾的物件是誰？核武器是可以使用的武器嗎？它與災難性恐怖主義這種新型威脅的關係是怎樣的？這些都是很難回答的問題，在回答這些問題時反應太慢的不僅僅是美國。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關鍵盟友直到今天還在美國的核武器保護下尋求自身的安全，但是對於它們防範的物件是誰，以及在蘇聯威脅已經不存在的情況下，核武器是否還是合適的工具，它們並沒有形成共識。因此，沒能採取更果斷的裁軍行動，美國有責任，世界上的其他大國也同樣負有責任。　。　想看書來

第二個核時代（13）

在布什政府領導下，美國的信念是，核武器是全球反恐戰爭的工具，這種態度與《不擴散條約》的裁軍義務之間產生了更大的分歧。布什政府認為，現在俄羅斯已經不再是堅不可摧的敵人了，因此核武器基本喪失了威懾意義。布什及其顧問們很快就貿然斷定，威懾不會對恐怖分子或者那些可能幫助恐怖分子的國家起作用，這是他們制定預防性戰爭和政權更迭政策的重要理論依據。

布什政府確實認為，核武器落在流氓國家手中就會變成威脅，於是同時制定了兩項政策：導彈防禦和威脅進行預防性戰爭。布什政府還暗示該戰略包括使用核武器。導彈防禦成了美國—俄羅斯關係的主要特點，給美國與俄羅斯就其他問題（包括伊朗問題）進行的談判增加了巨大成本。而威脅進行預防性戰爭以推動政權更迭則已經刺激了那些可能會受到美國威脅的國家，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它們謀求建立新的反美聯盟，並建立它們自己的核威懾體系。

這項政策的成本太高，影響太大。破壞核武器禁忌，也就破壞了不擴散共識，弱化了不擴散機制。儘管不擴散機制受到了批評，但它對美國和全球安全是有貢獻的，在未來若干年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