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纜印Ｋ�僑銜��遣皇�20世紀應有的文明。他們沮喪極了，好像從萬里之遙趕來赴一個豐盛的晚宴，好不容易趕到了，卻發現宴會已經散了，連殘羹剩飯都沒有留下。要不是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們就想回國了。

有一天，他們到東單附近的一家小酒館去借酒澆愁，那裡有五六張八仙桌，桌子的四周擺著黑漆條凳。空氣裡瀰漫著酒味、煙味、汗味、狐臭味和劣質香水的怪味，混雜著外國兵的談笑聲、吵鬧聲。老闆和夥計忙著為他們端上白酒、黃酒和“攤黃菜”、“木樨肉”等一個小飯鋪能做得出的美味佳餚。

正在這時，一個法國士兵忽然嚎啕大哭起來。開始人們都很驚奇，後來才知道他是想家了。他哭訴道，在法國的時候，每當他回到家中，母親都給他準備好了香噴噴的晚餐，而且一定有一杯紅葡萄酒。現在，他遠在萬里之外的中國，不但看不到媽媽的身影，就連喝一杯真正的法國紅葡萄酒也辦不到，因為這一帶的酒館都是中國人開的，只賣中國的白酒和黃酒。那個活像大孩子似的法國士兵抹抹眼淚說：“如果現在能有一杯地道的法國紅葡萄酒，再有一份哪怕是煎豬排、攤雞蛋那樣簡單的晚餐，我都願意用我的全部財產來交換。因為它們能使我感受到家的溫暖，就像回到媽媽的身邊。”

話說到此，小酒館的法國士兵也都聽得黯然神傷，陷入了思鄉之苦中。於是有人哭，有人罵，有人唱，有人叫，弄得中國老闆莫名其妙。

就在這一片混亂中，傍扎和佩拉蒂忽然看到了商機，為什麼不開一家酒館呢？這個酒館應當專賣歐美人愛吃的食品和地道的法國紅葡萄酒，那樣一定可以賺到錢。

他們好像看到了滾滾而來的法郎、美元、盧布、還有銀元和“大清光緒通寶”……

於是他們就在蘇州衚衕南邊，開了這麼一家只有三個門臉的小酒館。

傍扎和佩拉蒂的小酒館生意的確不錯，幾乎天天滿座，雖然這裡常常烏煙瘴氣，甚至常有洋兵喝醉了酒撒酒瘋，可是畢竟賺到了錢。邵寶元是個學徒，錢拿得不算多，可是比在中國人開的店鋪裡當學徒要強。再說，邵寶元的法語在這裡大有提高，就連英語、德語、義大利語也學到了一些。

兩個法國人，一位小夥計（6）

邵寶元滿意了，可是兩個法國老闆卻不滿意，因為錢賺得越多，他們越覺得自己的酒館太小，太簡陋，只能供應酒和“煎雞蛋”、“炸牛排”，更沒有住宿功能。

1900年以後，外國人到中國的越來越多，有的來傳教、有的來做生意。此外還有一批人，因久慕中國的東方情調、秀麗山水，特意遠涉重洋跑來遊玩。這些人都需要有個下榻的地點。而當時北京只有客棧一類的小旅館，條件差、規模小，外國人很不習慣。善於發現商機的傍扎和佩拉蒂看清楚了這點，就想辦一個吃住功能齊全的現代飯店。

應當說，他們的想法在當時很“新潮”，甚至可稱得上“與國際接軌”。19世紀初，西方國家曾經出現過一些大飯店，被稱為“Grand　Hotel”，它們建築豪華，裝飾高雅，只有達官顯貴、富商巨賈才能住這種飯店。另一方面，那時在鄉鎮和農村還有大量的客棧，這些客棧設施簡陋，有的甚至讓客人擠在一起睡覺，吃的也只是家常飯。西方人稱其為“Inn”。到了19世紀末，隨著資本主義的高速發展，經濟空前繁榮了，火車、輪船等現代化交通工具出現了，商務活動空前發展了，旅遊業開始興起了。對於廣大商人和旅遊者來說，“Grand　Hotel”不適用，它們太奢侈，而且門檻也太高，“Inn”又太簡陋，連一些基本的裝置都不具備。因此，人們需要一種既能提供舒適、周到的服務，價格又比較適中的飯店。傍扎和佩拉蒂的想法不僅適應當時這股世界潮流，而且更適合中國的實際需要。

中國很早就有了旅館類的設施，當時叫“逆旅”。“逆”，按《說文解字》的意思是“迎也”，“逆旅”即是“迎接旅客”的意思。不過早期的“逆旅”只是農家的莊園田舍，是主人在農耕時兼營的“第二職業”，因此，只有最基本的食宿。以後，隨著經濟、政治、交通、文化的發展，才有了驛館、館舍、驛站、旅店等。明代（公元1441年）在北京御河橋邊建立的“會同館”，有客房763間，其規模之大，在當時堪稱“世界之最”。但它不是現代意義上的飯店。那時外地來京者，有身份的官宦住官邸；普通人住會館或是友人的宅院。當時北京城內私人旅館很少，供一般行人食宿的客棧、客店大都設在城外，它們裝置簡陋，往往是一房一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