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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東北發展，直至東海之濱。

局面開啟後，由劉英帶少數短槍和省委機關在瑞、平、泰地區開展遊擊根據地的建設工作，粟裕則率領武裝部隊在浙閩邊進進出出，從浙江打到福建，又從福建打到浙江，吸引並打擊敵人，掩護並保護省委在遊擊根據地的工作，並支援浙西南地區的鬥爭。

從1935年9　月到1936年6　月，浙西南遊擊根據地一度喪失，但瀝南地區又開闢了大塊的遊擊根據地。游擊戰爭則在浙西南、浙閩邊、浙東、浙南更廣泛地開展起來。羅卓英的三四十個團的“圍剿”，未能奈何粟裕的這支千把人的隊伍。

由於僅有的一部電臺在戰鬥中被敵人打壞，從此粟裕他們便與中央和上級黨組織失去了聯絡。召開遵義會議，清算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這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武裝力量是生死攸關的大事，可是，浙南的黨組織無從知曉。

在革命轉入低潮之際，留在南方堅持游擊戰爭的游擊隊應取何種方針，其認識並不十分明確。

挺進師成立之初，粟裕和他的戰友們主要考慮的是如何實現由正規軍向游擊隊的轉變，進入浙西南，建立遊擊根據地，在浙江省立腳生根。前四個月的鬥爭進展比較順利。

後來，比遊擊紅軍強大幾十倍的國民黨軍隊血洗浙西南遊擊根據地，剛剛取得的革命成果遭受嚴重摧殘。在如此嚴酷的形勢下，粟裕回顧浙西南的游擊戰爭歷程，產生了一些想法。

在浙西南，紅軍游擊隊基本上是按照當年中央蘇區的做法，以打土豪分田地為基本政策，公開發展群眾組織，公開建黨建政。

建立遊擊根據地之初，採取這些做法，對於打擊敵人、發動群眾、開啟局面，無疑是正確的。不過，從堅持長期鬥爭的角度看，打土豪分田地的打擊面大了一些，不利於團結和爭取其他社會階層。況且浙西南紅色政權的中心區離鐵路不過幾十里，這樣一個在白色政權包圍中的小小的公開的紅色政權，目標突出，力量弱小，經不起敵人的反覆打擊。鑑於上述分析和思考，粟裕設想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形勢下，應從實際情況出發，適當地轉變策略，調整政策，團結中間階層，對上層分子根據其不同表現區別對待，以弧立敵人，並注意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的結合，以增強紅軍游擊隊對敵鬥爭的力量。

當粟裕把上述想法同劉英商討時，劉英認為粟裕的意見是對浙西南工作的否定，因而甚為反感。

劉、粟兩人在思想上產生了分歧。

中共閩浙臨時省委是在失去了與黨中央和上級黨組織聯絡的情況下，由浙南和閩東兩個游擊區的黨的負責人，根據實際鬥爭的需要協商一致成立的。臨時省委成立後，由於浙南遊擊區和閩東遊擊區雙方都有些本位主義、山頭主義。浙南方面還有以主力自居的思想。雙方都不知道遵義會議的精神，“左”傾冒險主義的思想仍然存在。互相錯抓了人，錯殺了人的現象時有發生。為此雙方都有氣，發生了一些誤會，以致產生了矛盾。

臨時省委應該妥善處理這些問題。但作為臨時省委主要負責人的劉英卻想“統”掉閩東。他幾次提出留葉飛在省委工作，藉以把葉飛調離閩東。

粟裕不贊成劉英的意見，他認為這樣不利於堅持閩東遊擊根據地和協調兩個地區的關係，也不符合組建臨時省委的初衷。

粟裕認為劉英給閩東遊擊師派的政委人選不當，可能對雙方團結起不好的作用。

劉英未能採納粟裕的意見。

臨時省委的幾位主要負責人經常分開活動，劉英實際主持臨時省委的工作，他常常以省委的名義把個人的意見強加給其他同志。

閩東方面對劉英的做法有疑慮和反感。

粟裕感到為難。他雖從中做了一些調解工作，但收效甚微。

1936年2　月間，轉戰於閩浙邊境的粟裕遇到了閩北軍分割槽政治部主任，他寫了一封信託這位政治部主任轉交給閩北軍分割槽負責人黃道。黃道在黨內是有威望的老同志。在閩北、閩東、浙南三個游擊區黨的負責人中，黃道的資格最老，威望也較高。粟裕希望由黃道牽頭，召集會議，商討三個游擊區今後的配合問題。

劉英此前也給黃道寫信聯絡過，當他得知粟裕給黃道寫信的事後，劉英甚為不滿，並引起了恐慌。

1936年3　月間，劉英寫信給葉飛，說臨時省委已於2　月2　日決定葉飛兼組織部長，要葉飛到省委工作。當時粟裕是省委組織部長。粟裕認為，劉英當時既想把葉飛調離閩東，又想撤掉粟裕的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