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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明朗起來的歷史表明，雖然相對整個中國版圖來講面積很小，但對於聚集在紅色蘇區裡的那些頭戴紅星的政治精英和追隨著他們的青年農民來講，在一九三四年夏秋交替的季節裡，一段新的歷史——無論是快樂還是痛苦，是走向新生還是走向滅亡——的確就要開始了。只是那時候，沒有人意識到紅軍第六軍團的遭遇，已經成為一個決定中國歷史走向的重大事件發生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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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　二（1）

井岡山，方圓二百七十五平方公里，五大隘口雄踞峽谷，一夫擋關萬夫莫開。這裡遠離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毛澤東很快便在這裡建立起第一個紅色政權——茶陵工農兵政府，二十五歲的譚震林被任命為政府主席。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武裝割據”計劃自此開始實施。晚年的時候，毛澤東曾向外國友人談到一九二七年的往事，他說：“國民黨如果不抓人殺人，我也不會去革命。”“中國的事，歷來是有槍為大。”提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毛澤東，曾經指揮過無數次戰鬥和戰役，但他本人卻一輩子不願使用任何型號的槍支。著名的紅軍指揮員蕭克說，他只看見毛澤東掛過一次槍，那次傳說毛澤東被開除了黨籍，從軍長降到了師長，毛澤東就挎了支駁殼槍來到官兵們中間。他說：“身背盒子槍，師長見軍長。我不是個武人，文人只能動筆桿子。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當師長有點玄乎。”在朱德的記憶中，毛澤東也只使過一次槍，那是一九二九年初在贛南的一次戰鬥中，形勢危急時他看見毛澤東提著槍親自帶領警衛班向前衝。

朱德和毛澤東會合之後，按照中共湖南特委的決定，兩支部隊被統編成一個軍，名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王爾琢任參謀長，下轄三個師。工農革命軍成立一個月後，根據中共中央“在割據區域所建立之軍隊，可正式定名為紅軍，取消以前工農革命軍的名義”的通告，根據中共中央在寫給前敵委員會的一封信中的指示：“關於你們的軍隊，可以正式改稱紅軍。”一九二八年六月，“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正式改稱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毛澤東和朱德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是中國革命史上第一支紅軍。

那時紅軍的生活艱苦異常，常常因為沒有糧食，官兵們只能吃野菜和野果。在井岡山，南瓜常常是紅軍的飯。新入伍的紅軍戰士曾經抱怨說：“打倒資產階級吃南瓜。”毛澤東則風趣地說：“這些新同志認為他們的敵人就是資產階級和南瓜。”在這樣的一支隊伍裡，令紅軍官兵捨生忘死的動因是：只有在這裡他們才擁有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人世間的平等在數千年的中國歷史中猶如夢幻中的珍寶。紅軍是這個世界上官兵之間從著裝到待遇幾乎沒有任何差別的軍隊。毛澤東和戰士們一起嘗試各種不會令人中毒的野菜，朱德有一根和所有紅軍官兵一樣刻著名字的扁擔。平均年齡不到二十歲的紅軍士兵打仗、訓練、學文化、唱歌、打球、種地，彼此之間沒有歧視，不允許打罵。那些識字又快又多的戰士，能得到一支鉛筆之類的獎勵，紅軍部隊中的所有官兵們都很在乎這樣的榮譽。紅軍因為武器簡陋打仗時格外勇敢兇猛，這使紅軍的傷亡率很高，在這支隊伍裡可以看見許多二十歲不到便少了一條胳臂的少年，但令人驚異的是，縱然如此，他們依舊個個精神飽滿鬥志高昂。

就在毛澤東和朱德各自經歷了九死一生的武裝起義，終於在中國中部一個偏僻的山區中建立了革命根據地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了，地點在遠離中國本土萬里之遙的蘇聯首都莫斯科。

在莫斯科郊區一幢名為塞列布各耶的別墅裡，會議代表們吃著麵包喝著紅茶然後一致認為：只要中國共產黨人一聲吶喊，一夜之間就會掀起一個聲勢浩大的革命高潮，資產階級頃刻之間便會被無產階級的鐵拳砸得稀爛，一個嶄新的赤色中國用不了多久就會誕生於世界的東方。會議選舉了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們是：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徵、項英、瞿秋白、張國燾、蔡和森。向忠發當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這個輪船工人出身的共產黨人，是中共歷史上第一個被正式命名的主席。

毛澤東不在中央的名單中，他拒絕到中央去工作，他稱自己是一個典型的中國農民，他有一個關乎佔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命運的絢麗之夢：在偏僻的國土一隅建立一個蘇維埃國家，實行土地改革，發展國家經濟，從而可以不斷壯大紅色武裝，與國民黨政府武裝割據下去。毛澤東堅持在井岡山上過“守山的日子”。隨著井岡山根據地武裝力量的壯大，紅一軍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