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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棠連長決定休息。安排了警戒哨兵後，紅軍官兵倒在地上就睡著了。但是，剛睡一會兒，蕭連長就被推醒了，副營長說前邊的路邊有座山，如果讓川軍佔領了，可能對主力渡江有威脅。蕭應棠立即把官兵們一一叫醒。天亮的時候，先遣連到達山頂，開闢了阻擊陣地。

增援的是川軍劉文輝部。

劉文輝是一個倒黴的軍閥。在爭奪對四川控制權的軍閥混戰中，劉文輝因戰敗被迫退到了川南的偏僻地區。部隊編制縮小，士氣低落，缺乏戰鬥力。他的侄子劉元瑭原來是川軍的師長，現在不得不勉強混個旅長，手下有四個步兵團、一個手槍營和一個工兵營，駐守在川南會理和西昌一帶。劉元瑭得知紅軍搶渡金沙江的訊息後，就一直處在惶恐不安中：如果紅軍真的來到這裡，打吧，不是戰死就是當俘虜；不打，避戰也會被軍法從事。而他們的“上級”劉文輝說：“紅軍找我這個窮光蛋，拼也完，不拼也完！”進入四月下旬，劉元瑭接到了劉文輝的命令：一、紅軍已向金沙江逼近，有渡江向西康前行的意圖；二、紅軍長途跋涉，疲憊不堪，西康地區地瘠民貧，給養困難，後面又有追兵，必然不能久支，只要我據險阻擊，等到中央軍到達再轉守為攻，定能勝利；三、西康崇山峻嶺，懸崖峭壁，山路崎嶇，人煙稀少，不利於大軍周旋運動，紅軍必會被消滅在這裡。但是，在分析了自己的實力之後，劉元瑭的軍官們普遍認為：一旦金沙江江防被紅軍突破，川軍就會即刻全線崩潰。雖然兵馬未動就已心虛異常，劉元瑭還是強打精神佈置了阻擊任務。現在，他唯一祈求的是：紅軍將從雲南的巧家和會澤附近渡江，然後直接攻擊西昌。因為自己這裡是渡江的正道，而紅軍一向擅長避重就虛。因此，劉元瑭在這個方向上僅僅部署了一個營的兵力，同時命令江防大隊大隊長汪保卿協助防守。

汪保卿已經被紅軍幹部團的先遣隊俘虜了。

汪保卿是當地人，厘金局的頭目。他從沒有見過紅軍，不知道紅軍有多厲害，因此，他不但沒把江防當回事，而且認為發財的時機到了。劉文輝命令必須把南岸所有的船隻拉到北岸，可他偷偷留了兩條船做起了生意：單客渡江每人收洋一元，挑擔子的加收半元；空馬一匹收一元，馬背上馱貨物的收兩元。汪保卿的命令是：“無論誰要渡江都得收錢，連郵差也不例外。”幹部團先遣連最先控制的那兩條船，就是汪保卿為了自己發財留在南岸的。

幹部團先遣連攻擊厘金局的時候，聽見槍聲的汪保卿從睡夢中驚醒，他帶著幾個心腹剛一跑到江邊，就看見江面上的船正在運送紅軍。這是他第一次見到傳說中的紅軍。當他聽說據點裡的人已經都被紅軍俘虜時，立刻順著通往通安的山路向北逃去。逃著逃著，汪保卿實在害怕對渡口的喪失承擔負責，於是又重新組織隊伍開始反撲。

蕭應棠的先遣連佔領了路邊的高地之後，遇到的川軍就是江防大隊長汪保卿的隊伍。

紅軍僅打了個把小時的戰鬥，汪保卿的隊伍就逃得沒了蹤影。

至此，金沙江皎平渡口的南北兩岸，已完全在紅軍的控制之下。

劉伯承在江邊檢視了水情，發現這裡根本不能架橋。這時，紅軍官兵報告又找到了兩條船，劉伯承大喜過望。在江邊的一個山洞裡開闢了指揮所後，劉伯承給中革軍委發去了電報：“皎平渡已在我手中。有船七隻，一日夜可渡萬人。軍委縱隊五日可渡完。”電報發完，極度疲憊的劉伯承不禁心生萬般感慨，他對身邊的人說：“幹部團的同志一天走近兩百里的路程，是黑夜，又是難走的山路，還有敵人。一個人怎麼能一天走這麼遠的路？他們走到了，而且還打了勝仗。靠什麼？靠覺悟，靠黨。沒有這些，根本做不到！”

長征　七（3）

紅一軍團官兵在完成了佯攻昆明的任務後，奉命火速返回趕往金沙江邊，於是官兵們開始了超出常人極限的急行軍，四十八小時內跑出了整整三百里路。有些官兵因極度疲勞而掉隊，遭遇國民黨軍和民團的追殺。紅一軍團一師好容易趕到龍街渡口，卻發現這裡的渡船已全被敵人燒燬。師長李聚奎為了把浮橋架起來，能想到的辦法都試了。多年後，李聚奎回憶說：“我們用繩拴住門板，然後從上游一塊挨著一塊往水裡放，可是由於水流太急，只架了江面的三分之一，就無法再架了。這時雖剛入五月，但金沙江夾在兩岸高山之中，在炎熱的太陽暴曬下，汗流浹背。我們整整架了兩天橋，毫無進展。”同樣心急如焚的軍團長林彪在電話裡不讓李聚奎講情況，只要求他乾脆地回答“隊伍什麼時候能過江”。李聚奎被逼得一下子火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