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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單一的結果都可能受到很多內部和外部因素的影響。基本上所有的結果指標都會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不光是企業內的各個部門、員工，企業的最高領導人也是如此。比如國際原油價格突然大幅度提高，對一個用油發電的企業來說，電的價格沒有辦法隨著石油價格的提高而提高，那麼，企業可能會因此而出現虧損。對於這個企業的總經理來說，利潤這個結果也是不可控的。

小結

按照行為和按照結果發獎金有其各自的優缺點。

優 點按照行為發獎金被考核者可以控制自我的行為行為指標在操作中容易遭到異議；

缺 點結果不好的時候，行為評價可能很好按照結果發獎金考核相對容易作業系統會影響結果

那麼，企業到底應該怎麼操作呢？

說了半天優點缺點，看來都有道理，又都存在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兼顧，既按照結果發，也按照行為發。需要找出一種方法可以實現魚與熊掌得兼。那麼現實中是如何兼顧兩種模式的呢？我們先來看看古人是怎麼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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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標準如何與結果標準結合（1）

隋唐的“四善”、“二十七最”是如何結合的 隋唐時期，考核制度有所發展，考核的結果與官員的俸祿掛鉤，也就是幹好了有獎金，幹不好沒有獎金。唐朝對官員按照“四善”、“二十七最”進行考核。“四善”是對官吏政治素養和品質等方面的要求，“二十七最”實際上是考核二十七種不同職務官員的依據和標準。凡考核列於中等以上者在政治上可以升遷，在經濟上可以加祿；列於中等以下者就要降職罰祿。“四善”等同於我們前文中所說的行為考核，而“二十七最”等同於工作的結果。那麼，唐朝時行為和結果也就是“四善”與“二十七最”是如何結合的呢？

唐初的考核把“四善”放在首位，考核結果一共分為九個等級，其中，有“最”而無“善”者，只能得一個“中中”，保住現任職位和俸祿；而有“善”無“最”者，則可以分獲“中中”（有一善）、“中上”（有二善）、“上下”（有三善），“上中”（有四善）等四個等級，得到加祿一季的獎賞。只有“四善”具備且又有“最”時，才能評為“上上”等。

唐朝這種重“德”的考核標準的形成與唐太宗李世民的擇官思想有著密切的關係。唐太宗一貫認為：“致安之本，唯在得人。”“用得正人，為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兌進。”毋庸置疑，“四善”、“二十七最”考核標準與考核等級的形成，正是唐太宗這種思想不斷發展和完善的結果。以政治清明、官吏守法而著稱的“貞觀之治”的出現當與這一點密切相關。唐玄宗開元時期修《唐六典》，再次強調了“四善”、“二十七最”的考核標準，對於澄清吏治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促成了開元盛世的出現。

中唐以後，唐朝的考核標準與評判原則發生了變化。比如，地方長官對下屬官員的評價標準僅依下列四項：一為“戶口增加”，二為“田野墾闢”，三為“稅錢長數”，四為“率辦先期”。“善”的標準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德宗朝宰相陸贄嚴厲批評了這種考核辦法，認為它可以直接導致四病：一為“有州縣破傷之病”，二為“有稼穡不增之病”，三為“有不恤人之病”，四為“有不恕物之病”。應當看到，唐後期出現的種種政治問題如吏治腐敗、宦官擅權、地方坐大、藩鎮割據、農民逃亡等等，無不與官員“善”的喪失直接相關。而大批官員的失德則直接源於考核標準、評價原則由重“善”到輕“善”的變化。這種情況愈演愈烈，最終腐蝕了李唐政權的官僚機器，導致了唐王朝的衰亡。

重“善”還是重“最”很難說對與不對，完全是與最高領導者的個性特點和當時的財政收入相關聯的。從上文可以得知，唐朝的初期是以行為標準為主，結果標準為輔，行為好就可以被評為“中中”等級，後期可能由於財政狀況惡化，而採取了以“最”——結果為主的標準。那麼，對於企業來說應該以哪個為重呢？

行為標準與結果標準的掛鉤

唐朝對官員評估的模式如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