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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機會中能讓我感受到上帝給予我的那種瞬間的恩賜，那就足已。可是我依然辦不到！　背後的“國罵”仍在繼續，那孩子已經從跑步發展到了在地上翻起了跟頭，起初忍無可忍的我只是不斷地向他們怒目而視，想必這一下會讓他們有所收斂。但我錯了。因為對於一個深度缺乏公共道德意識的人來說，你的怒視不但起不到一種警示作用，相反會引來一種更大的災難。這就像你面對一個深度的肝昏迷者，如果你還一個勁地給他吃王八蛋，那麼你不僅挽救不了他的生命，相反，你所做的一切將導致一場更大災難的併發症。

結果是不出我所料的。隨著我一次次的怒視，那位戀愛中的女人開始發話：看什麼看，有什麼好看的，這人是不是有毛病？緊接著那戀愛中的男人也開始了：丫挺的，再看，把你丫哄出去。

而此時，舞臺上音樂依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過一種精神被短路的感覺。就是說此時你的大腦中所有的神經有一種突然被拉斷的感覺，其具體表現是：思維沒了，左右腦被膠在一起，頭動彈不得，身體僵硬，四肢發軟，眼睛發直，張口結舌，同時汗水正偷偷地從你的每一個毛孔裡向外擴軍……

馬澤爾依然在揮動著他的指揮棒，氣宇軒昂；而法蘭西民族也正在表現著他們的從容與瀟灑，而此時的我卻像是一隻被鬥敗的公雞，垂頭喪氣。也許此刻我最慶幸的，是我終究沒能成為一個指揮家，因為在這樣一個環境下當一個指揮家，無疑對音樂是一種玷汙。1980年，當我那時的老師湯沐海要去德國留學的時候，我曾經非常沮喪，因為他一走，我想當一個指揮家的夢想就會破滅。很多年以後，湯沐海回到了中國，並擔任起中國交響樂團的常任指揮。但是我一直就不敢去見他，儘管我的辦公地與中國交響樂團近在咫尺。我不敢去見他是因為我不知道以什麼樣的身份去與他見面：商人？學者？還是什麼都不是的遊民？我總感覺在精神世界中我已經無法與湯老師溝通了，從一種神聖的角度上來講，我已經墮落。

後來湯沐海辭職走了，他的前任陳佐湟也早已離去。他們為什麼一個個的相繼離去，我不知道。或許，在這塊土地上，音樂依然無法神聖？

教養比門第更重要

請讀者不要誤會，我不是一個民族虛無主義者，更不是一個崇洋媚外者。相反，我或許還算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儘管民族主義已經被視為一種落後的世界觀。但作為一箇中國人，我希望能成為一個有教養的民族的一份子，我希望中華民族在世界上不要被別人視為“三等公民”，窮一點，是無所謂的，物質是可以被創造的；但人不能因為窮一點而失去素養，而一個民族也不能因為不是富國而變得沒教養。因為有教養的人，才能被世人尊重。不知道我這樣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崔永元先生在他竭力推薦的那本《我是韓國人》一書的序言中曾經這樣寫到：

三年前，我也去過美國。那天下午4點，在華盛頓一個大的廣場，綠草如茵，陽光刺眼，一個美國人在我身旁的長椅上換上運動服，開始跑步，換下的衣服就扔在那裡，這是，活潑的小松鼠靠近我，槍著吃我扔下的花生。我抬了一下頭，眼眶裡立刻噙滿了淚水。這陽光，我嘟嚷一句。

實際上，我的心被刺痛了。眼前的富裕刺激著我腦海中祖國的貧窮，眼前的寧靜平和對照著我腦海中祖國的嘈雜與紛亂，眼前清醒的空氣也遮不住腦海中祖國空氣的渾濁。

我為祖國感到委屈。

我相信崔永元先生的話語是真誠的，他的眼淚、他的委屈以及他那被刺痛的心，實際上都是出於一種對祖國深深的愛和期望。因為一種對現實狀態的痛苦不滿要遠比一種虛幻的民族自尊更有實際的價值。我們的民族應該長大了，我們應該勇於面對一切而承擔一種改變歷史的責任。《實話實說》的崔永元給了我們一種實話實說的現狀，而有這種感受的還有很多：比如有一位叫王文華的人，他說他一共去過三次日本，第一次去是因為他爺爺在日本使館工作，那是他還非常小；第二次去是1995年，那次給他印象最深的是：“這裡的公共廁所的馬桶，跟表參道上走過的美女的面板一樣潔白。”2002年他又去了日本，這次他的感受更多，在一篇題為《細微之美》的文章中，他這樣寫道：

在日本，人活得都很有尊嚴。這個國家提供了一切生活中可能需要或不需要的舒適和便利。生活中每一個細節都有人或是一種產品打點。這裡，你不需要很有錢，也可以感覺被寵愛、被照顧。在這個極度產業化的社會，你卻很少感到膚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