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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將己方的股權轉讓給第三方，第三方以人民幣450萬的總價格收購劉集村出讓的股權，資金一次性全額付清。除此之外，由於村幹部的辛苦清貧，在此基礎上我們將適當考慮村幹部的利益。”

不等劉書記回應，汪健接著說：“這裡有兩個問題劉書記應弄明白，以備向上、向下便於做工作。一是合作協議書中所確定的每畝3萬元是淨值投入，村裡是不承擔集體土地轉為國有土地的國家徵收費用及土地使用權證的辦證費用的，若把這些費用加上去每畝也達到近10萬元，如果沒有價格優勢對方是不願意合作的。當然這需要劉書記和我們共同做工作。二是退股時以每畝3萬元一次性支付現金，兌現快，少了區、鎮各級及相關部門的層層盤剝和雁過拔毛，而且在原補償價值萬元的基礎上每畝增加了萬元，150畝地村民共增加收入75萬元。我想這點村民是高興的。”這時汪健實際是在做劉書記的工作，算賬給劉書記聽。

“這實際就是以合作的名義將土地使用權證辦到合資公司名下，然後套現。這樣既降低了你們購買土地的成本，又增加了村民的收入，這叫巧立名目，若能這樣當然是好。但不知這樣能否行得通，弄得不好我這書記恐怕做不下去了。看來得從長計議。”劉書記領會了汪健提出的方法，卻顯示出一副為難的樣子，是否採納這種方法卻又道出模凌兩可的態度，顯示出一番遲疑。

這種方法的好處劉書記只說對了一部分，劉書記沒看到的另一部分對汪健和楊玉琴來說至關重要，那就是不需支付土地費用就能將土地劃為自己公司名下，然後以土地融資貸款支付退股款項。這樣既緩解了土地購買資金的壓力，又取得了土地資源，融貸資金退股的餘額還可增加公司的資金存量。

憑著近年來本村周邊土地出讓的經驗，劉書記知道除非按正常的徵用標準和手續辦理徵用，否則凡是變通方法的徵用者都會採取一些非常的方法達到其目的的。今天對方既然明確表示“適當考慮村幹部的利益”，就說明對方已有所安排。但這種安排的標準是多少？方法上又如何實現？是否值得他予以配合達到以變通的方法實現其徵地的目的，他還未得到準確的答案。劉書記了解詹局長與對方深厚的感情，二十三日楊玉琴的招待及汪健今天所說的想法已給自己的盤算提供了實現的機會和可能。

汪健注意到劉書記的這番遲疑是利益尚不明確所致，知道只要恰到好處地明確了利益，餘下來就是雙方如何配合實現徵用目標的方法與步驟了。

汪健覺得自己的角色任務已完成，向楊玉琴和劉書記說道：“今天服裝公司簽約，中午有應酬，不能陪劉書記了，由楊董陪劉書記。徵地合作中的餘下事宜由楊董與劉書記細談。”說完起身從包裡拿出一包“中華”牌軟包裝香菸遞給劉書記。

這是汪健與楊玉琴商定好的方法與步驟。當劉書記明白和接受了汪健提出的具體辦法後，由楊玉琴與劉書記及詹局長等一對一商談個人利益問題，避免不必要的顧慮和問題。

劉書記起身接過香菸與汪健道別。

楊玉琴與劉書記繼續商談著。

“前面汪總已將具體的辦法說得很清楚了，我也徵求了詹局長的意見。詹局長認為：此方案可行。並提示如果是村辦企業，集體土地轉為國有土地的徵用費用還可以按相關政策減免。”楊玉琴說。

劉書記說：“他認為可行？可具體申報得由村裡辦理，承擔責任也是村裡。”言語間表露出利益的要求。

到了該明確個人利益的時候了，楊玉琴心知肚明。

“這些我們都知道。以村辦企業申報，你們既要承擔責任又要辛苦奔波，我們準備單獨地以每畝1000元的標準拿出15萬元作為村幹部的報酬交給你，由你自主支配，我們不予過問。”楊玉琴以村幹部報酬的名義亮出了此番交易的標準底牌。

利益的趨動，15萬元的“報酬”逗得劉書記心裡癢癢的。劉書記思忖著：自劉甸經濟開發區規劃後的招商引資以來，自己村及臨村的招商引資都是以出讓土地為主要形式實現土地收入，還沒有一家是形式上或實質上採用以土地作為投資的合作形式，這種形式符合招商引資的政策和要求，或許是一種創舉能夠得到區招商辦和鎮政府的支援；自招商引資、出讓土地以來，徵地者均按徵地的辦法及價格標準徵用土地，多為區、鎮兩級領導及相關部門直接參入，自己與徵用方涉情不深，除了經辦過程中的吃喝玩樂、享受諸如手機及最大限度的數千元惠贈外，何曾有人以這樣的標準“報酬”；自己可能也只能幹這一屆書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