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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閥的黑暗統治。政變前夕，孫中山派人來與他聯絡，希望他在北方能“有所舉動”。馮玉祥當即表態，聲言目前“政府的兵力，數倍吾人，冒險盲動，終必失敗，稍待則濟，不必急急，我終要革命的，請轉告中山先生及季龍”。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馮玉祥在這次行動中囚禁了曹錕，驅逐了清室人員，脫離了直係軍閥系統，將部隊改為國民軍。他一面電請孫中山北上主持大計，一面又與奉系軍閥張作霖合作，推出段祺瑞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使政權又落到段、張手中。正像他後來總結北京政變教訓時說的：“對於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領”。1926年直奉達成諒解，在外國勢力的干預下，各派軍閥在“討赤”的旗幟下聯合起來，企圖消滅南方的國民黨政府和北方的國民軍。馮玉祥為了儲存實力，於1926年1月1日發出辭職通電，並竭力辯白自己沒有被“赤化”。但這些舉動並沒有使軍閥放棄消滅馮軍的企圖，各路軍閥仍兵分五路向駐北京地區的國民軍壓來。在這種形勢下，國民軍於4月迅速撤出北京，主力各部退到預設陣�地——�南口。5月，雙方在長達2000裡戰線上展開激戰，互有勝負，戰況空前激烈。在主戰場南口，馮軍陣地非常堅固，溝深壕闊，前置電網，後設雷場，防禦工事長達200餘里，致使張作霖、吳佩孚、晉軍共50多萬兵力從四周猛攻數日，竟然不能前進一步。但國民軍畢竟勢力單薄，在堅守三個多月後，終因多方作戰、傷亡過半、餉械匱乏，不得不於8月15日向西突圍。撤退路線道路崎嶇不平，聯絡困難，給養藥品奇缺，再加上氣候寒冷，後面追兵又急，國民軍因而節節敗退，損失慘重。不少將領感到前途無望，便紛紛自尋出路，有的投奔山西閻錫山手下，有的開往綏遠等處。南口敗績，使馮軍遭到重大挫折。 1926年元旦，馮玉祥通電辭職後，即離開軍隊赴蘇訪問。8月，他結束對蘇聯的訪問，取道庫倫回國。9月17日，國民軍在五原舉行誓師大會，馮玉祥宣佈成立國民聯軍總司令部，全軍加入國民黨，並宣誓就職。馮玉祥在中共和蘇共的幫助下，收拾殘局，招回舊部，在中國大西北舉起了武裝討逆的旗幟。隨後，馮玉祥面對當時的局勢，根據李大釗等共產黨人的建議和國民政府的要求，決定採取“平甘援陝，聯晉圖豫”的方針。當時陝西軍督辦李雲龍的部隊與國民軍楊虎城的部隊被吳佩孚的劉鎮華部包圍，時間已長達八個月之久，西安已達到了“易子而食”的絕境。馮玉祥率部在平定甘肅、寧夏以後，年底與晉軍成立辦事處。馮玉祥令徐永昌率部入晉，歸閻錫山指揮。從10月開始，馮玉祥的軍隊陸續入陝，11月下旬，援陝部隊抵達咸陽附近，接著馮玉祥命令孫良誠為中路、萬振武部為左路、馬鴻逵部為右路，向劉鎮華部發起攻擊。戰鬥正在緊張激烈時，劉汝明、孫連仲部採取迂迴戰術，實施側後襲擊，使劉鎮華部腹背受敵，全線潰逃。11月28日，西安之圍終於得以解除。西安解圍戰鬥的勝利，扭轉了國民軍自南口戰敗後的低落士氣。此時國民軍的總人數已近20萬人。馮玉祥往返於包頭、寧夏、平涼之間，督促各路大軍向北洋軍閥進行最後的衝擊。1927年1月，國民聯軍總司令馮玉祥率部進駐西安，在紅城成立國民聯軍駐陝總司令部，于右任為總司令，鄧寶珊為副總司令。許多共產黨人參加了這個政權，並擔任了重要任務。當時，擺在馮玉祥面前的頭等大事，就是積蓄力量為出師潼關創造條件。當時陝西財經困窘，籌餉艱難，馮玉祥果斷決定：“國民軍管轄區城內，一切財政力求統一”，並提出“一文錢均是老百姓的血汗，妄費一文錢即是反革命的口號”。中共陝西地方黨組織也積極採取措施，協助馮玉祥統一全省財政，為國民軍聯軍東出潼關創造了良好的物質條件。其次，馮玉祥整頓軍紀，加緊操練，為出師潼關做好戰鬥準備。同時，中共陝西地下黨組織還為馮玉祥培養了一批軍事骨幹。1927年2月在西安成立中山軍事學校，共產黨員史可軒任校長，鄧小平任政治部主任，李林任教務主任，李子洲、劉志丹等為教官。課程內容與軍事訓練完全仿照黃埔軍校的做法，在短期內即為國民軍輸送了一批軍事骨幹。至此，“西安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當時流傳著‘南廣州，北西安’的說法”。1927年5月1日，馮玉祥根據武漢國民政府繼續北伐的決定，在西安紅城廣場宣誓就任國民革命軍第2集團軍總司令。5月6日，馮玉祥移師潼關，按照中國共產黨與武漢國民政府商定的會師中原的作戰計劃，率軍東征，配合北伐軍，構成南北夾擊之勢，以圍殲盤踞在河南的奉軍和直軍殘部。在河南戰場，馮玉祥乘奉軍與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