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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哥哥帶著我走村串戶，給我講這裡原來生活很苦，如今黨的政策好，鄉親們的主要營生是蓄養牛羊，就連北京很多清真市場上的牛羊肉都是從這裡送出去的。於是我就裝了一回長者，學著領導幹部的口氣，對“晚輩”們講了不少鼓勵的話。

最後鄉親們把我帶到村口，指著一片遼闊的棉花地說：“我們的祖宗就葬在這裡。”這才是我們家真正意義上的祖墳，它可以上溯到六百多年前的元代。

據說我們的祖先最早是從阿拉伯過來的商人，元朝時被稱作色目人。忽必烈又把他們編成“打探赤軍”而鎮守黃河，以後就留在了這裡一代代的繁衍，就有了這遠近聞名的白家集，後來又有了白松嶺爺倆勇闖京城，有了號稱“”的白夢璋，再後來就又有了我——這個愛出么蛾子的三孫子……

這些事兒我曾跟我的一位搞歷史的朋友講過，他說這都是有史料可以佐證的，相當真實可靠。

我樂著說：“您別瞧不起我白明，跟你媽個窮光蛋似的。沒想到我們家原來跟‘中東’那邊兒還有一水……其實我們祖宗也夠冒兒的，幹嗎非跟著丫忽必烈瞎轉悠呀，要是一直留在阿拉伯，沒準就是個石油大亨呢。”

我這次尋根最大的收穫是從我們家最古老的祖墳上抓了幾把土帶回北京，算是在我爸生前我給他出的最後一次么蛾子，居然他就樂呵了好幾天，誇我是大大的孝順。囑咐我他死後一定要把這些帶著鹽鹼味兒的“老孃土”，和他一起入葬。

有同事問我，老家之行都有什麼感想？我嘆了口氣說：“哎！感想頗多呀，倒不是小瞧了老家的父老鄉親，主要是從心眼兒裡感激白松嶺爺倆當年怎麼就那麼英明？要不然我現在還得留在山東，充其量是個剔肉的……”

“印子白”

老北京的老門老戶，尤其是做買賣的，總愛在姓氏的前邊或者後邊加上一個綴兒。比如都姓王，就有“什麼什麼”王或者王“什麼什麼”。這一來是作為同姓之間的區別，二是表明自己所從事的行業和身份，這簡直成為了一種獨特的北京文化。

像“烤肉季”、“烤肉宛”、“爆肚王”、“餛飩侯”等，這些都是勤行的腕兒。還有像“金鐲子馬”、“鐵百萬”、“韭菜楊”、“玉器梁家”，都知道這是做珠寶古玩生意的。還有更牛×的呢，比如北京有名的大戶“草張家”。您還別拿豆包不當乾糧，以為這草就不值錢。人家那是給皇宮裡御馬監供草料的，沾著“御”字兒，比曹雪芹筆下的江南織造也差不了太多。

再說說白家門兒，北京姓白的多了去啦，有“切糕白”、“豆腐腦兒白”，頤和園附近還有個以村莊命名的“大有莊白家”，這些都跟我們家沒太多的關係。我一直不知道，我們家到底是個什麼白？

“文革”期間，我爸在學習毛主席著作的“講用稿”裡常這樣寫：“我們家是從山東逃荒來到北京的，祖上是靠趕大車為生……”以表明我們家是“徹頭徹尾的勞動人民”。於是我就想我們家應該是“趕大車白”，可方圓百里的北京城沒聽說過有這麼一號呀。

一直到了改革開放，有一次過春節，我爸他們老哥兒幾個吃年夜飯時興許是酒喝高興了，這才把“謎底”給亮出來，從白松嶺那兒說起，我們家是“印子白”。——哎喲喂，敢情是放印子的！這不就是放高利貸的嗎？

我不知道老祖宗白松嶺是怎麼從趕大車的“服務業”掛鞭之後，一下子就改行兒到放高利貸的“金融業”，這懸殊也忒大啦，從“徹頭徹尾的勞動人民”，一下變成“吃人肉喝人血的剝削階級”。真有點讓人接受不了，難怪白家門兒裡從來沒人敢提這一齣兒呢。

但經過了這麼多年，現在我也算想明白了，其實這有什麼呀？三百六十行裡既然有這行兒，就自然有它存在的道理，用現在的話說也叫一種生存能力。山西的晉商開了那麼多的票號，哪家兒沒放過印子呀？“印子白”的出現，應該說是白松嶺在封建社會里其經營理念、誠信為人和家族實力的集大成，這也不失為我們白家“輝煌”的一頁。

經過考證，有一點我可以確定地說：白松嶺放印子的錢，與當年他撿的那箱子有人用屁眼兒“偷”出來的“庫銀”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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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太歲”的倒黴蛋兒

1926年，正是夢璋的“北平義導員事務所”創辦伊始，是年的臘月白家門兒張燈結綵，紅綢高掛，這一天，年逾四十的白夢璋喜得貴子。

論輩分這個孩子排在“繼”字兒，因此取名叫白繼圓，他就是我的生父。

此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