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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當外國一棵草，不做祖國一個寶”只是極少數的極端例子，多發生在極端貧窮落後的國家。對於滯留海外的人才來說，最終是選擇“歸化”還是迴歸或是兩地間“環流”，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他們會把各類因素考慮在內，根據自身對這些因素的側重以及對兩個國家進行綜合比較來做出權衡。經濟因素和事業發展空間當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一個高階人才如果迴歸祖國之後再流失，過去接受來自政府或企業的邀請也已經表明他們大多其實能夠接受經濟不夠繁榮、收入相對下降、硬體支援不足等客觀現實，願意共同努力去改變。這時，這些海歸的再次離開祖國，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就不是收入不高、基礎設施不完善等硬體原因，而是來自政府*、人才機制不公平、體制文化不開放、簽證手續僵硬等軟體原因。

馬來西亞政府曾經規定，對自願回國投資創業的留學生，免除兩年所得稅及所有固定資產稅，對其配偶及子女發放永久居留證，並且凡申請回國服務的留學生均可在半年內獲得永久居留證。從2001年開始，馬來西亞共吸納了200名高階海歸進入政府部門。但是，大馬南洋網在2006年5月的調查當中卻發現：目前在職者竟然只剩下1人。馬來西亞高教部長拿督慕斯達法因此含沙射影地指責留英學生，稱切匆只看重金錢，應學成後回國貢獻，有愛國和國家意識。

英國大馬學生理事會立刻回應說：“促請大馬政府切匆把拒絕回國的英國學生和專業人士看成貪圖錢財者”，並指出不回國的重要因素還包括文化、環境、政府制度與政策等。這一事件也引發了馬來西亞各大媒體的全面關注，有媒體就發表社論稱：“政府在處理人才外流時，不應繼續以愛國意識掛帥，草率認為這些人才不愛國和貪婪；而是應該具備務實態度，提倡公平和自由，提高我國生活素質和發展機會。”

馬華署理總會長也批評政府說：人力資源部和科藝部所推行的吸引大馬專業人才回流計劃是一大敗筆，非但無法吸引人才回流，反而使更多海外大馬人懼怕回鄉貢獻。原因除了大馬無法提供與國外相媲美的薪金之外，“更重要的是本地的研究裝置不符國際水平、行政程度繁文縟節、政府選拔人才機制不夠公平透明等，都必須檢討。”

迴歸者的國籍與綠卡（1）

2008年，在中國的兩岸三地，臺灣、香港、大陸先後都上演了一場“國籍（綠卡）風波”。

作為歸臺留學生的馬英九因為曾經擁有“美國綠卡”，而在競選時飽受攻擊。馬英九上臺後，劉兆玄內閣又被民進黨踢爆，因為“外交部長”歐鴻煉等多人擁有外國綠卡。國民黨則反擊，綠營過去“入閣”官員持有“綠卡”或外國國籍者多達22位，駐瑞士代表劉寬平甚至就還同時擁有瑞士的國籍。

2008年5月，香港特區政府公佈了從民間團體和外國企業選拔的8名副局長和9名政治助理的名單。結果，擔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的蘇錦梁律師首先被發現持有加拿大護照而引發風波。此後，媒體調查國籍發現：8名副局長中有5人、9名政治助理中有4人擁有雙重國籍。香港特首曾蔭權表示：“這些人都是提高香港競爭力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人才，請不要追究雙重國籍問題。”

“國籍風波”也波及到了內地。著名影視明星鞏俐的先生黃和祥是新加坡人，但她入籍新加坡還是引發了爭議。新加坡海外收入免稅，國內個人收入的最高稅率遠低於中國，大學前的教育免費，是世界上免簽證入境最多的國家（超過180個）。鞏俐個人如果要去好萊塢發展，無疑會因此更加“方便”。所以，許多人指責她是“見利忘義”、“不愛國”。隨後，中國網路開始流行一份“明星換籍”的名單，爆出大批中國明星其實已經是外國明星。

當然，嚴格來說，臺灣和香港的“國籍（綠卡）風波”與內地的“明星換籍”有本質的區別：“明星換籍”是私事，政府高官有外國護照問題是公事。但是，另外還有個區別：許多明星純粹在中國學習、工作，收入也來自中國，入外國籍後依然在中國發展，外國護照並不是必需品，某些貪官甚至是把外國護照當作“逃跑後路”來辦。而馬英九這類擁有外國護照的情況，並不是有了錢或當了官後就想“狡兔三窟”，　不是因為“趕時髦”、“逃稅”、“不愛國”、“退路”等任何原因，而是當官或有錢之前在海外留學與工作的遺留問題，是過去在海外生活的一種現實需要而已。

因此，從法理上看，“明星換籍”可能不該指責，馬英九們則需要接受公眾的監督。但從情理來看，馬英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