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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的狀況，毛澤東讓學過法律的董必武與何叔衡一起把這些漏洞堵住、堵死。董必武和何叔衡商量後，決定從健全組織和健全法律兩方面同時下手。經過大量調查，董必武、何叔衡共同制定的一系列反腐組織工作綱要出臺了，包括《工農檢查部的組織條例》、《工農檢查部控告局的組織綱要》、《突擊隊的組織和工作》、《輕騎隊的組織與工作大綱》、《工農通訊員任務》和《政府人員懲辦條例》、《統一會計制度》、《怎樣檢舉貪汙浪費》等。特別是1933年12月15日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發布的《關於懲治貪汙浪費行為》的第26號訓令，被史學家稱之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份反腐敗的量刑標準。訓令規定：貪汙公款在5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貪汙公款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處以２年以上５年以下的監禁；貪汙公款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處以半年以上２年以下的監禁；貪汙公款在100元以下者，處以半年以下的強迫勞動。中央蘇區法制的完善使中央蘇區在政府管理和定罪量刑方面做到有章可循，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黨員幹部以身作則，避免在反腐運動中出現對涉案人員量刑不當和反腐運動擴大化造成冤假錯案的現象。▲米▲花▲書▲庫▲&nbsp；www。7mihua。com

再次，依靠群眾檢舉隱藏的腐敗分子。謝步升案件的案發就主要是由群眾檢舉才實現的。在辦案過程中，辦案人員走群眾路線，依靠群眾檢舉，逐步讓謝步升的罪行大白於天下。該案既是群眾工作的勝利，也彰顯了群眾監督在反腐敗鬥爭中的重要作用。為方便群眾檢舉揭發，中央工農檢查部增設了—個控告局，並在各機關單位、街道路口設立控告箱。箱子的右側寫著：“蘇維埃政府機關和經濟機關，有違反蘇維埃政綱、政策及目前任務，離開工農利益發生貪汙、浪費、官僚腐化和消極怠工的現象，蘇維埃的公民無論任何人都有權向控告局控告！”箱子的左側寫道：“控告人向控告局投遞控告書，必須署本人的真實姓名而且要寫明控告人的住址，同時要將被告人的事實敘述清楚。無名的控告書一概不作處理，倘發現挾嫌造謠誣控等，一經查出即送法庭受蘇維埃法律的嚴厲制裁。”在反貪汙反浪費運動的開始，這些控告箱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中央印刷廠、中央造幣廠和軍委印刷所等貪汙案件都是透過控告信檢舉查出的。

謝步升案件本身對於我們在新的時期開展反腐倡廉鬥爭仍然具有啟發和警示意義。從謝步升罪狀看，其腐敗主要表現為權、錢、色。時至今日，以“權、錢、色”為“犯罪構成”的腐敗案件具有極為廣泛的典型意義。黨在發展初期就已主張“程序正義”，為謝步升透過依法上訴尋求法律的二審“救濟”提供了條件和依據，這對當代中國法治發展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在當代中國民主和法治的程序中，對不斷強化“程序正義”理念，並堅實踐行之仍然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中國共產黨在蘇區時期的反腐鬥爭在制度上還不配套，監督、管理等各方面也不夠完善。但是，從客觀上講，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依法處決謝步升，為我黨有力地打擊敵人，密切與群眾的聯絡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應繼承和發揚蘇區幹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和艱苦奮鬥、廉潔奉公的優良傳統，努力保持一個“清貧、潔白、樸素”的肌體去克服黨內的消極腐敗現象，抵禦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侵害，理直氣壯，一抓到底，並樹立長期作戰的思想，把腐敗現象遏制到最低限度，為當今改革開放健康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政治保證。

參考書目

①林海主編：《中央蘇區檢察史》，中國檢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頁。

②劉良：《毛澤東力薦何叔衡、董必武瑞金肅貪（上）》，載《四川黨的建設城市版》2010年第7期。

③《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122頁。

④郭晨：《中共反貪第一案》，載《廉政與法制》2009年第8期。

⑤郭晨：《中共反貪第一案》，載《廉政與法制》2009年第8期。

⑥彭詩光主編：《中央蘇區反腐肅貪實錄》，中國檢察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頁。

⑦參見：《中共中央關於成立中央黨務委員會及中央蘇區省縣監察委員會的決議》，《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9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0頁。

⑧周道鸞：《中央蘇區謝步升案、熊仙碧案——中央蘇區時期重大案例》，載《中國審判新聞月刊》200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