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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重，但均認為黃克功罪責深重，應處以極刑，基本達到了各抒己見、暢所欲言的效果，開闢了特殊條件下司法民主的新形式。同時，也對邊區確立法制觀念，樹立革命正氣，發動幹部群眾同不良行為作鬥爭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人權平等既是民主的前提條件，又是民主產生的基礎。沒有對人權平等的尊重，民主就無從談起。在黨區域性執政早期的蘇維埃時代，由於沒有統一的法律，各根據地處於分散狀態，出於激烈的階級鬥爭的環境和懲治反革命活動的需要，中華蘇維埃立法出現了以階級路線確定法律原則的現象。例如，在革命法制初創時期的1934年4月8日頒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工農分子犯罪而不是領導的或重要的犯罪行為者，得依照本條例各該條文的規定，比較地主資產階級分子有同等犯罪行為者，酌情減輕其刑罰。”第三十五條規定：“凡對蘇維埃有功績的人，其犯罪行為得按照本條例各該條文的規定減輕處罰。”這種以階級路線確定的出身不好本身就有罪，而出身好者犯了罪也可以減、免刑罰的立法原則，顯示革命政權創立初期法制的不成熟。黃克功之所以在兩封申訴書中幻想以其革命資歷減輕處罰，其根源就在於此；此案發生後個別人對黃克功處置提出功過相抵的想法也根源於此。但是，隨著鬥爭形勢的發展和革命經驗的積累，追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逐漸成為中國共產黨區域性執政的重要理念之一，成為邊區政府重要的立法和執法原則。這一原則既是革命法制走向成熟的體現，也是建設民主政治、保障人權的需要。對有革命功績的黃克功判處極刑，意味著特權觀念（包括身份特權）被徹底廢除，以功抵罪的觀念將被徹底廢除，法律主體權利平等觀念已經建立。

第14節；

雖然黃克功案件發生在民族抗戰的特殊形勢下，發生在中國共產黨區域性執政的特殊背景下，但其中蘊涵的治黨務必從嚴的理念，體現的民主和法治精神，對當前我國的法制建設和司法實踐具有十分深刻的啟示，對中國共產黨的反腐倡廉實踐也有十分重要的借鑑價值。

參考書目

①《列寧專題文集——論無產階級政黨》，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4—245頁。

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8頁。

③汪世榮、劉全娥：《黃克功殺人案與陝甘寧邊區的司法公正》，載《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07年第5期。

④《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頁。5米5花5書5庫5&nbsp；__

⑤《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版。

第三章民意蓋天：人心向背

舞動血色黨旗

——抗戰時期肖玉璧貪汙案

陝甘寧邊區位於中國西北的黃土高原上，包括陝北、隴東和寧夏東南。北起長城從陝北的府谷到寧夏的鹽池，南至陝西宜川富縣，東接黃河，西至甘肅固原，南北約900華里，東西長800華里。1937年，邊區面積為12�9680萬平方公里，1944年為9�896萬平方公里，邊區人口1941年不過134萬人①。氣候乾旱、土地貧瘠、自然災害頻發、人口稀少是邊區的區情特點。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與陝北根據地的紅十五軍團會合，紅軍人數有1萬餘人，1935年2月，陝北紅軍經過東征，擴充8000人，1936年又經過西征和三大主力紅軍會師，紅軍總數達到7萬餘人②。陝甘寧邊區貧瘠而人口稀少，支撐如此規模的軍隊，堪稱“魚大水小”。抗戰爆發後，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開赴山西等抗日前線，邊區建立抗日民主政權。此時軍政人員並沒有減少，因為全國各地的青年來到邊區，加上留守邊區的軍隊和各種軍政人員，邊區群眾的負擔非常沉重。在這種背景下，邊區內部的政府工作人員貪汙腐敗又呈現蔓延之勢。貪汙腐敗嚴重影響著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絡，是抗戰期間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危亡的考驗。開創陝甘寧邊區廉潔政府是團結民心、共御外辱、推進抗戰取得勝利的重要政治保證。在國民黨軍和日寇雙重圍困的陝甘寧邊區，為了樹民風、正民心、立正氣，在反腐倡廉的過程中懲治了一批貪汙腐敗分子，即便是對紅軍英雄和歷史功臣也一視同仁。1940年懲治貪汙犯肖玉璧案，就是當時的典型案例之一。

第15節；第三章民意蓋天：人心向背舞動血色黨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