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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93年、1994年之交，因為海軍尹清楓上校離奇遇害死亡，當局又開始大力整頓軍中紀律。1994年4月23日，臺灣媒體報道，海軍上校尹清楓命案可能與幫派分子有關。一項官方資料揭示，臺軍參加幫派的官兵共有145人，海軍軍官有41名青幫，其中16人在約談和自白後承認身份。1994年12月12號，臺灣“國防部部長”孫震在“立法院”宣稱，有6名將領自承加入幫派，由於軍中不容許其它組織活動，已要求這些將領寫自白書，且宣佈退出幫派組織。然而，孫震坦承，軍中並無明文規定軍人加入幫派要接受處分，只能就有無違法情事，依法處理。

長期以來，包括青幫在內的幫會，成員多屬社會底層人物。當蔣介石政權在大陸土崩魚爛之際，蔣氏帶領黨政軍人員，大規模渡海遷臺。散佈社會各個層面的青幫幫會人物，能夠千里迢迢，追隨蔣介石到臺灣，這究竟是一種“忠誠”的表現，或者印證了青幫與統治者之間，始終存在千絲萬縷盤根錯節的關係呢？從大陸時期，直到撤守臺灣，青幫和臺灣當局之間，向來處於一種既聯合又鬥爭的矛盾局面。杜月笙晚年與親友談話時，曾經講了一段經典名言：“我們是夜壺，蔣介石把我們用完了，眼看沒有利用價值了，就往旁邊一甩，再也用不著你們這些夜壺了。”　統治當局過河拆橋，視青幫如敝屣，用後即丟，青幫對待這個官方體制可是不離不棄，這究竟是青幫（幫派）的宿命，抑或是統治者和幫派勢力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錯亂依存生態？

揆諸中國秘密會社，青幫畢竟根柢深厚，源遠流長。1949年大遷徙，青幫徒眾凡遠離老家遠走臺灣者，多能憑藉幫會的人脈淵源，在這片南方島嶼謀得棲身之所。如今時代演進，社會變遷，島內青幫似有走入歷史漸趨式微之勢。吾人回眸整個民族流離遷徙的斑斑史冊，青幫頗為類似隨風飄蕩的風信子，風雨摧殘，花果飄零，不知所終。它的飄零，無聲無息，不著痕跡。在臺灣這座南方熱帶島嶼上，它開啟了一扇奇特而神秘的景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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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幫的1949

清末，漕運沒落，海運興起，各地失業船工漸漸流向上海，上海遂成為青幫活動的中心，而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青幫就已是民國勢力最大的幫會。

從成員組成看，此時青幫已不再單純是底層社會互助互濟的秘密結社團體，而是一個包容了幾乎所有階級、階層的人鬼混雜的社會亞文化群體。它內部很明顯地形成了三個層面，即“主要由官僚政客和流氓惡霸頭子組成的幫會頭領和骨幹分子層，普通勞動群眾為主組成的幫會群眾層，以及介於幫會首領和普通群眾之間的流氓無產者階層。”（胡訓珉、賀建著《*會簡史》）

不久，青幫迎來了一系列分化。為適應社會變化，幫會首領打破青幫幫規舊律，創立起一批新型的幫會團體。有鄭子良的俠誼社、楊虎的興中社、朱學範的毅社、張克昌的暢社、劉文藻的監社、朱景芳的景社、黃振世的振社、週一星、彭柏威的嵩社、金九齡的春社等。其中杜月笙的恆社、張仁奎的仁社和黃金榮的忠信社最有勢力，被稱為三大社團。

恆社於1932年11月，在陸京士等人策劃下成立，杜月笙任名譽社長。建國前社員一度多達910人，分佈全國各地及緬甸、菲律賓等國。與傳統青幫不同，恆社拒收職業流氓，成員都有正當職業，主要是工商界老闆，警界、政界、軍界人員，工運領袖等。

與此相似，仁社表面上也是個*制度章程的俱樂部，理事長張仁奎，社員200餘人，均由他從自己的三四千門徒中親自圈定，大多為上層人物，標準之一是文官特任、簡任、薦任以上者，武職將校。

忠信社乃是1936年黃金榮指使門徒秘密成立。社員數百人，不辦入社手續，均由社內領導直接通知。抗戰勝利後，改名榮社。

1944年，張仁奎死後，仁社便解體。抗戰勝利後，中國政府收回租界，青幫迴旋餘地大為縮小，勢力開始衰弱，與國民黨政權亦日益不合。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恆社成員大多離滬，隨杜月笙移居香港。而榮社成員與黃金榮多繼續留守上海，*要求黃金榮管束門徒，穩定秩序。解放軍進城時，黃金榮將手下約400名青幫頭目的名單呈交軍管會，一批罪惡深重、民憤極大的青幫成員被先後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