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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認識。”陝西博物館館長成建正說，“‘來通’是希臘語音譯，用於注酒。當時人們相信用它注酒能防止中毒。舉起‘來通’將酒一飲而盡是向酒神致敬的表示，所以也常常用於禮儀和祭祀活動。”從唐代以前的影象資料看，用這種酒具飲酒的場面常出現在胡人的宴飲生活中。在中亞、西亞，特別是薩珊波斯（今伊朗）的工藝美術中是十分常見的。何家村出土的這件或來自西方，或出自唐人工匠的仿製。

“這批東西非常獨特，它代表唐代金銀器工藝和美術發展的最高峰。”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齊東方說。

開放的唐代以追求新奇為時尚，穿胡服，食胡食，跳胡舞成為當時人們熱衷的事情，而輸入的外來物品擔當了文化傳播的角色，對唐人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薩珊和粟特等地區輸入的金銀器成為唐代皇室貴族們追逐的物件。

展覽中有一件素面罐形帶把銀盃，設計巧妙、實用。杯子的環形柄上焊有平鋬指墊，拿杯子的時候，拇指可以按在指墊上，既舒適，又能幫助其他手指加力持重，增加拿杯子時的穩定性。目前中國出土的資料中，只與李家營子素面罐形帶把銀盃相似，而與其他大量唐代銀器風格迥異，這是粟特在7至8世紀盛行的器物形制。同時還有來自波斯薩珊王朝庫思老二世時期製造的銀幣，日本奈良時代和銅元年（唐景龍二年，公元708年）鑄造的合同開珥銀幣。

這批文物中除了有明確來自異域的物品外，還有惟妙惟肖的仿製品。至於唐人受外來影響下製作創新的產品則數量更多，許多器物前所未聞。比如人物忍冬紋八稜金盃、伎樂紋銀盃、鎏金伎樂紋八稜金盃，形制及長鬚下垂的胡人頭像都是粟特銀器的風格，但器物厚重，製作方式和構圖模式又不是粟特風格，很有可能是由生活在長安的粟特工匠製作的。

鎏金仕女狩獵紋八瓣銀盃，形制上雖然還保留著粟特帶把杯的遺風，但褒衣薄帶的侍女已經完全中國化了，可能是唐代工匠在粟特銀器影響下改造、創新的作品。鎏金海獸水波紋銀碗，鎏金雙獅紋銀碗，碗內底部突起的動物紋裝飾是粟特銀器的特點，做法就是單獨用一塊銀片，捶打出所需的突起的動物形象，然後焊接到碗的內壁底部。這種裝飾手法在中國傳統的金銀器中不見，唐代工匠仿造這種方法進行了巧妙的改良，直接在器物底部錘打出突起的紋飾，這樣一來既有相同的立體效果，製作又變得簡便。

何家村唐代窖藏金器總重達唐大兩298兩（唐大兩，合今45克），銀器總重3900多兩。唐代銀價不見記載，它與黃金的兌換率大約是五換一或六換一。也就是五、六兩白銀相當於一兩黃金。何家村出土的這批金銀器可摺合黃金900…1000兩。

根據趙璘《因話錄》記載　“范陽盧仲元……持金鬻於揚州，時遇金貴，兩獲八千。”一千兩黃金可摺合唐錢八百三十萬錢。根據溫庭筠《乾饌子》中有一段商人買宅子的記載，“一副玉帶銙值錢三千貫，每貫當值一千錢，十副玉帶銙就值三千錢。”依此計算，僅黃金、白銀的本身價值和玉帶銙就值三千八百三十萬錢。相當於當時15萬男丁一年向政府交納的租粟，這裡還沒有算上其他各類寶石的價值，以及金銀器的手工費用，足見這批珍寶的主人是多麼富有。

何家村遺寶是唐代貴族奢華生活的真實反映。發現的金開元通寶30枚，是目前考古發現中唯一的一次。唐代的金、銀開元通寶不用於市場流通，專用於賞賜。文獻記載，唐玄宗常常在承天門上陳樂設宴，席間向樓下拋撒金錢，以賞賜大臣。唐代詩人張祜在《退宮人》一詩中以“長說承天門上宴，百僚樓下拾金錢”來描寫這種場面。　■

本文來自《看歷史》2010年6月刊

唐代的金銀製作

漢代方士崇尚“金銀為食器可得不死”的理念，認為以金銀為食器可延年益壽，這種思想在唐代仍然十分流行，於是佔有大量的金銀器成為帝王和貴族們共同的心願。根據史籍記載，在唐代，金銀器也是身份的象徵。《唐律疏議》舍宅與器物條載：器物者，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渾金，六品以下，不得用渾銀。

唐代上層社會對金銀器的喜好，促使了唐代金銀器製造業突飛猛進地發展，從何家村出土的金銀器來看，唐代的金銀器製作已達到了極高的水平，金銀採礦，冶煉技術已非常成熟，能提煉純度很高的金銀。唐代金銀器製作基本由中央政府和皇室壟斷，政府設有專門製作金銀器的作坊文思院。這裡集中了大量技藝高超的工匠，生產出一批批精美的金銀器。

中國古代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