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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網打盡。專案組來人說，流沙河，有一封信，人家在無知的情況下寫了一封同情你的信，現在你要把這封信交出來。我每天收那麼多信，裝一籮筐，我說我記不得，你們去查，最後我說算了嘛，你們乾脆抬走。這一次他們就警告我，任何證據你不能毀，毀了將來你的罪名大得很。所有人家給我寫來的同情的信，一封我都不敢毀。何況我還記得有日記，日記我也不敢毀。

所謂三個反革命集團，全是我認識的，文學界的非文學界的，連常到我這裡來的中學生，全部都有嚴重政治問題，不準升大學，他們一輩子的人生道路都註定了。魏明倫，當時14歲，化名給文匯報寫一封信，聲援流沙河，後來清查筆跡，查到他頭上，由於太小沒有資格戴右派帽子，但是給他杵了一個汙點。周克芹遭學校開除也是與《草木篇》有關，被弄回老家，幸好他老家把檔案材料擱在鄉政府再沒有開啟過。好多人就為這個事情把一生的命運改變了。

整了那麼多右派分子，所用手法都有類似，但是，受我株連的現象特別引人注目。全國類似的事情多得不得了。後來八十年代，我出差外省，全國到處有，到任何一個地方，都有人來找我。到鄉下都有人來找我。說五七年你那個《草木篇》也牽涉到我，我當右派有一條罪狀就是支援右派分子流沙河向黨瘋狂進攻。還有被整死了，被殺了。

所以這個事情實質是怎麼回事，你就曉得了。

■　“沉到海底”

這個詩，是再普通沒有了。值不得拿來說。而是因為要搞運動，有意要去到處找，由於他們帶有有色眼鏡，出於革命的警惕性，時刻嚴防階級敵人，一看就看到這兒來了一個訊號，就是來反無產階級專政的，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他們看到了，看到了！

但是最奇怪的是，到了1999年，突然改變了說法。中國作協書記處的書記張光年，老革命，在1999年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50週年，中央電視臺講建國五十來的歷史，中間專門的一章，就是張光年談到草木篇事件。我就很注意地看。變了。張光年說，當初我和另外三個中國作協的負責同志，去跟毛主席彙報，毛主席說，《草木篇》哪首不好就批哪首嘛，怎麼能一鍋煮呢，其中有兩首就好嘛。毛主席背了中間一首，又背了中間另一首，毛主席說，這兩首就可以嘛。

當初正式傳達的毛主席不是這樣說的，那時說是階級仇恨。那你說我該相信其中哪一種說法？老同志在這點上是很謹慎的，我不認為人家張光年說錯了。不過當初風氣如此，今日紅花明日紫草，想怎麼說就怎麼說，純粹的實用主義。要搞運動，就說這是反映了階級鬥爭，對我黨有各種仇恨的人，才得寫《草木篇》這樣的作品。但是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又是另一面，很講道理的呀。如果是按照張光年講這個，那哪裡還有後來的運動呢，那就搞不起來了嘛。毛主席縱然這樣講過，但是從未傳達下來過，等於沒有講過。

“如果不寫這個，我後來還是要當右派”（6）

實際上，就是小題大作。實際上，我是幫了反右派鬥爭的大忙，因為在後來的反右運動中，規定所有的大中專院校，以至中學，所有各級政協直到縣政協，必須開座談會，座談會上，必須要“奇文共欣賞”，要把《草木篇》給大家看，看了要大家討論。如果不是這樣，哪個來讀你那個啥子草木篇嘛。毛主席喊人家非讀不可，讀了喊人家發表意見。人家本來就毫無興趣的，也不得不表態。

你想我的那一組小詩，用中文打字機打下來，只要巴掌這麼點小一張紙，王蒙劉賓雁那些毒草那麼長，哪個去讀呀。我那個拿來人手一張，一分鐘讀完。讀完發表意見。積極分子說，批得好，這個反動得很。如果有人說，這個算啥子嘛——對了，就劃成右派。用這個方法來劃右派，是“多快好省”，“節約鬧革命”。一分鐘就可以把右派抓出來。因此全國抓了好多右派，都和那一組害人的詩有牽連，其數上萬。

所以，本人是給反右提供了一個文字。可以快速製造右派，多快好省地抓出右派。我是幫了大忙了。

我們這些都是小人物。把那個詩拿來那樣批，不是這個詩了不起，不是這個詩寫得好，我從來都不那樣想。

這個落到哪個頭上，就該哪個先倒黴。我呢，不過是先落到我的頭上，先落到我的頭上，我就先倒黴。如果我不寫這個呢，我後來還是要當右派。是因為後來到了大鳴大放的時候，像我這樣一個又很信任這個黨，認為這個是光明磊落的，我們在黨的面前不應該有什麼保留，心頭有什麼我們可以提，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