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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宣傳不宣傳，呼喊不呼喊，活生生的案例和黑社會分子，一批批地湧現在世人面前，不由你不驚呼：這回是真的狼來了！

臺灣黑幫“登陸”不忘“宗旨”

臺灣各個黑社會幫派，作為國民黨大半個世紀以來又打又拉加以利用的“政治寵物”和慘胎，一直走著“亦官亦匪、相依相托”的發展道路，不謀而合地奉行著當局的“大陸政策”：從蔣介石時期的“七分敵後，三分敵前”，蔣經國時期的以大陸為主戰場，我為支戰潮到李登輝的“立足臺灣、進取大陸”，萬變不離其宗：“反共復國。”

大陸改革開放後，隨著海峽兩岸人民探親訪友、旅遊觀光、經濟文化的不斷交流與合作，以及“海協會”與“海基會”的斡旋和協調，海峽兩岸幾十年來緊張對峙的氣氛逐步緩和，像過去臺灣當局派遣特工人員偷渡大陸進行爆炸、暗殺、策反等恐怖活動，愈來愈遭到兩岸人民的唾棄。於是，國民黨“十三大”將“大陸政策”調整為“擴充套件‘臺灣經驗’，支援大陸民主運動，發揮政經影響，爭取大陸民心。”臺灣當局“大陸工作會”主任蕭昌樂則公開宣稱：“支援大陸的民主運動，就是落實大陸政策。”於是，各幫會奮起響應當局號召、紛紛支援大陸的“民主運動”。然而，由各幫會操縱的一批批打著回大陸探親訪友、旅遊觀光等旗號的民主人士、民間團體，回到大陸後，是怎樣支援大陸“民主運動”的呢？

在“民主運動”的背後

1986年12月29日，南京鼓樓廣場上人頭攢動，接肩磨踵，人們爭相聆聽兩名來自臺灣的大學生演講。這兩名大學生眉清目秀，一派學者風度；他倆針對當時社會上群眾議論紛紛的黨內腐敗現象和社會上的不正之風，侃侃而談：“……由此可見，現行的制度是滋生腐敗的溫床。改革的根本出路，就在於從根本上改革現行制度……。”“改革僅靠大學生呼籲不行，各界有識之士要敢於站出來，聯合協作起來，要使我們整個社會都動起來……”。這兩名大學生精彩的演講，吸引得聽眾越來越多。所到之處，倍受沿途商販、學生及流動人員的聲援，摸底細的人說，他倆是從甘肅、福建、河南、江蘇一路遊說而來的。此事引起了國家安全部門和警方的注意，經追蹤調查，證實一個叫劉某某，一個叫何某某，在臺灣絕非什麼大學生，早期系黑幫分子，後加入“大陸工作會”。此番回大陸的政治演說鼓動，完全受命於國民黨軍事情報局。於是，警方遂在1987年1月將他倆及其同夥拘留審查。

1987年3月的一天，在重慶山城電影院、枇杷山公園等公共娛樂場所，突然一夜之間，遍地飛舞起印刷精美的“反共”策反傳單，直言不諱地號召民眾“開展武裝鬥爭，中國民主之勝利才有希望，”武器來源，要從武裝部、公安局、軍營裡去搶拿，官方警備並不太嚴，只要敢做就有成功之把握……云云，署名“西南民主運動武裝工作隊文宣組。”

這在中國大陸，屬於政治大案，警方自然快速出動了大批警力圍捕清查。結果，查來查去，抓獲了一個由臺灣“大陸工作會”組長柏某、副組長孫某某、交通員張某等骨幹發展的境內成員張某某、譚某某等10餘人的團伙，繳獲了由臺灣軍事情報局配發的電臺、手槍、子彈、藥品、美元、印刷器材等物資一大宗。據柏某和孫某某交待：他們原是黑幫中的小頭目，後經臺灣軍事情報局訓練派遣。潛回大陸的主要任務是入境發展組織，以推動“民主運動”為名，擾亂社會秩序，製造動亂，亂中求生存、求發展，他們不僅在重慶秘密購買了高階印刷器材，印製散發了大量策反共黨的宣傳品，而且已在四川、雲南等地發展了一定數量死黨……八十年代末，大陸“學潮”、“民運”風波乍起，政局一度緊張。臺灣當局“大陸工作會”迅速作出反應，給各種途徑入境大陸人員下達了“戰略方針”和策略、任務：密切掌握大陸在政治、經濟以及其它社會領域中隨時出現的種種不穩定之跡象，及時運用各種方式“拓展工作”，多方面地訪問大陸民眾與中共政權者的關係，設法廣泛地製造和擴大大陸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和對立情緒，久而久之使大陸民眾向“臺灣思維”轉化，以從根基上使中共政權逐步動搖和瓦解。

與此同時，“大陸工作會”組織印刷了大量多品種“心戰品”，透過海漂、空漂、走私貨船挾帶、入境人員攜帶等多種途徑向大陸輸送。這些“心戰品”，有的以海外某些民主團體名義出現，如“海外中國青年民主聯合會”、“香港中國民主同盟會”等，有的冒名大陸民主運動組織，如“廣州學生紀念‘四·五’暨‘五·四’活動指揮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