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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刻薄的評論流傳甚廣，但到20世紀90年代，錢鍾書夫人楊絳專文闢謠，聲稱絕無此事。

另外的原因是，聯大原擬聘其為教授，最後只聘了個副教授，錢鍾書心裡不快，不願久留；再加上當時他父親錢基博在湖南藍田國立師範學院任教，希望兒子來照顧自己。

錢鍾書的確是在不愉快中離開聯大的。他後來的小說名著《圍城》，就有很大的挖苦西南聯大的動機。書中的“三閭大學”，難道不是暗諷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校合併的西南聯大嗎？

知識分子的自我意識極強，因此極容易文人相輕。被西方人稱為“中國20世紀上半葉唯一一個真正的哲學家”的聯大文學院長馮友蘭，同樣在課堂上臧否人物。他“攻擊”的物件是胡適，說：“胡適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後再沒有東西了，也沒起多大的作用。”

胡適本被定為西南聯大文學院長，只是旋即出任中國駐美大使，因此沒有在西南聯大留下足跡。

這些大師間的糾葛，也許是當事人的煩心事，但流傳到後世，已成可以津津樂道的趣聞。

聯大學生裡同樣“狂徒”多多，比如今天已看不出絲毫狂傲、對人謙恭有禮的前輩泰斗楊振寧，在當時也不是一般的狂。

西南聯大物理系學生裡有兩大才子：楊振寧和黃昆，兩人常在茶館高談闊論。當時同學聽到，黃昆問：“愛因斯坦最近又發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沒有？”楊振寧說看了，黃昆問如何，楊振寧把手一擺，很不屑地說：“毫無originality（創新），是老糊塗了吧。”

大學是智慧和才情、個性的集中地，一所大學，如果沒有一批奇人、狂人、怪人，即便其資金再充裕，景緻再優美、學風再嚴謹、畢業生出路再寬闊，其魅力也要減色不少。惟有西南聯大，如此充分地詮釋了“大學”二字。

大學由校長、教授、學生這三股主要“勢力”組成。論人數，學生是主體，學校的面貌，可以說就是學生的面貌，而學生的面貌，絕不僅僅只體現在學習的用功上，朝氣、抱負和熱血，更是青年的標誌。

在那國難當頭的抗戰八年間，西南聯大從軍學生前後一共達到八百三十四人，包括梅貽琦之子梅祖彥。

除了對侵略者日本鬥爭，聯大學生更對日趨走向反動、企圖馴化大學生而維護統治的國民黨當局鬥爭。當時全國的“民主堡壘”是昆明，而這座堡壘的中堅就是西南聯大。

西南聯大有一批追求中國政治進步的教授，聞一多、吳晗等著名民主人士自不在話下，即便是理科教授，同樣是這樣的思想傾向。1945年西南聯大的五四運動紀念會上，數學家華羅庚發表演講說：“科學的基礎應建立在民主上。”這句話，把“民主與科學”的五四精神更發展深入了一層。

在進步教授和中共地下組織的宣傳帶動下，西南聯大學生在政治上一貫活躍。西南聯大的學生社團有二十多個，經常出牆報，做演講，表達對時局的意見和理想追求。他們不畏強暴，奮起抗爭，經常給國民黨當局以沉重打擊。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淪陷前，大批文化名人滯留香港不得回內地，可行政院長孔祥熙卻用國家的飛機把他在香港的傢俱、保姆以及七條寵物狗先運回國內。訊息傳到聯大，聯大學生義憤填膺，掀起了“倒孔運動”。1942年元月6日，西南聯大、雲南大學、中法大學等校學生髮起遊行，高呼口號：“打倒貪官汙吏！”“孔賊不死，貪汙不止！”“剷除孔祥熙！”等口號，社會上一時人心大快。

1944年，孔祥熙來雲南，在雲南大學至公堂為昆明大學生作講話。當一白二胖的他講到“今天我們大家生活都很苦”時，聯大學生齊聲高喊：“你不苦！”隨後起鬨聲經久不息，更有人喊道：“肥豬！肥豬！”

當天晚飯後，孔祥熙的二女兒代表父親向聯大參軍學生贈慰問品。這些慰問品被扔了一地，學生們說：“我們不要你的慰問！”

抗戰勝利結束，可內戰的陰霾又立即籠罩了中國。西南聯大學生又投入到反內戰、爭民主的鬥爭中。

1945年11月25日晚，六千多名昆明各學校學生在西南聯大舉行時事晚會，錢端升、伍啟元、費孝通、潘大逵等四教授就和平民主、聯合政府等問題作講演。演說正進行時，國民黨軍隊包圍會場，並用槍炮對會場上空射擊，進行恐嚇。數顆子彈擦著演講者費孝通的頭皮飛過，費孝通神色不改，演講如常。次日，昆明三萬學生宣佈總罷課，以反對內戰和抗議軍警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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