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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之所以能在辦學上有如此作為，首先是因為在那個新舊交替之際，他的“資格”無人能取代：文化上，他是前清進士、翰林、編修，又留學德國萊比錫大學研修哲學、心理學、美術史；文化遺老服氣他，青年新銳也擁戴他。政治上，他是反清光復會的元老，民國成立後臨時政府的教育總長——不管用什麼來要求，他都是無可挑剔的。

蔡元培積累下這樣的完美資歷，彷彿就是為執掌北大而準備；民國創立後基本荒蕪的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就等這樣一個人來開拓。不可質疑的資歷，加上先進的辦學理念和開闊的胸懷，他讓大學精神一度照亮了整個民族，也成就了北大足以吃到今天的豐厚老本。

其實蔡元培的業績不只是辦好了一個北大。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他擔任教育總長。那個教育部連他自己在內只有三個人：總長，次長和一個秘書；而且堂堂教育部連辦公室都沒有，借了別的部的兩間房屋辦公。但在這樣的簡陋條件下，蔡元培制訂了一系列教育規章和政策，迅速把中國的教育從近代推向現代。延續到今天的，別的不說，只說最常見的一個名稱——學校，就是蔡元培1912年下令廢除“學堂”稱呼，以“學校”代之的。

這位傑出的教育家獲得了廣泛的尊敬。民國人物評價上，海峽兩岸都沒有分歧、一致肯定的人，好像只有兩個，一個孫中山，一個就是他蔡元培。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去世時，國民黨的《中央日報》推他為“萬流景仰，高年碩學”；共產黨的《新華日報》稱他是“學界泰斗，人世楷模”。而且在今天，有出身北大的著名“憤怒青年”頻頻弒父審母，但在“鐵屋中的吶喊”裡只要一提起昔日蔡校長，立馬換了五體投地、恨不當年受教的情狀。

蔡元培獲得各集團、各階層、各時代如此令人高山仰止的評價，我們在崇敬之餘，也許會偶爾想到：他更多的不是做為學者，而是做為領導者、管理者而流芳。學者只面對知識、觀念、精神世界，愛惜好自己的羽毛，保持一個道德完美的形象，雖然困難，但未必肯定不能；而領導者、管理者天天和現實人事打交道，在複雜的社會和汙濁的權利場中周旋，經手那麼多的事，真的能夠做到“萬世師表”而無可指摘嗎？

從對待愛因斯坦和對待馮省三兩件事上，我們看到了一位博學、崇高人物在社會現實前不能免俗、讓需要偶像者心情複雜的一面。

1922年11月中旬，愛因斯坦去日本訪問，在上海作短暫停留。就在到達上海的那一天，11月13日，他收到榮獲該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正式通知。

第二天，11月14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日刊》發表《安斯坦（即愛因斯坦）博士來華之準備》的文告宣佈：經多次聯絡，愛因斯坦將於新年初來北大講學！師生聞訊，頓時一片歡騰。

那時中國的自然科學極其落後，北大師生盼望能有世界第一流的科學家來校講學；而誰是第一流的科學家，多數人還不甚了了。1920至1921年間，英國大哲學家羅素在北京大學做哲學專題講演，羅素在這期間反覆說：“要論現代最偉大的人物，那就只有兩個，一個是列寧，一個是愛因斯坦。”將愛因斯坦與列寧相提並論，這個振聾發聵的講座使中國知識界“從羅素來講演後，從此無人不知相對論”。愛因斯坦成為中國學界一個極富傳奇色彩的名字。

在1920年，蔡元培就與愛因斯坦接觸。當時在德國訪問的教育部原次長致電蔡元培，說愛因斯坦有意來中國講學，北大能接待否？蔡元培立即回電表示歡迎。但後來因愛因斯坦“一時不能離德”而未能成行。

蔡元培1921年3月到歐美考察，臨行對學生說，他此次一定要請歐美的名教授來北大任教或講學。邀請名單上，愛因斯坦名列前茅。

到德國後，蔡元培攜夏浮筠和林宰平專程面見愛因斯坦，表達邀請誠意。愛因斯坦回答說非常願意訪華，但他目前要去美國，為猶太大學籌款；回來途中又要到英國和荷蘭作短期講學，而且他當時擔任著物理研究所所長，不便長期離開德國，赴北大講學事宜希望“期以它日”。

在這次談話中，愛因斯坦還詢問了到北大講課用什麼語言的問題，蔡元培當即答道：用德語即可，夏浮筠就可以翻譯。

一年以後，愛因斯坦方面有了訊息。這年3月，民國駐德公使致電蔡元培：“日本政府擬請Einstein（愛因斯坦）博士於秋間往東講演，該博士願同時往華講演半月，問條件如何？”

機會絕好，蔡元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