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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很難做到也很難描述的,他卻跟學生親切的說:“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才著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都容易以為心學家是狂放的,事實上並不一律,王說:“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這種收斂和發散的關係後來被最後一個心學大師總結為“歙闢成變”的宇宙法則。
一天,他和學生們正好在一個池塘、一口井旁邊講論,他指著池塘和井說:“與其為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為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
他問坐在旁邊的學友:“近來工夫怎樣?”那個人描繪了一番虛明狀態。王說“此是說光景。”
他問另一個,這個敘述一番今昔異同。王說:“此是說效驗。”
兩個人本來都挺有體會的,滿以為會得到老師稱讚,老師卻說他們沒入門,在門外講故事,感到很茫然,便向先生“請是”。
王說:“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則人慾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卻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這裡似乎是個文學感覺與道德境界的差別。講光景與說效驗是外在,跡近說平書,真正的道德體驗、義理感悟是“忘我”的罷。
薛侃本是在重複老師的話:“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卻也得到糾正,王說:“出學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著落。若只死守著,恐於工夫上又發病。” 因藥發病,現在叫藥源性疾病,在思想史上“ ”。
薛侃常愛後悔,王說:“悔悟是去病的藥,然以改之為貴。若滯留於中,則又因藥發病。”王針對薛說:“為學大病在好名。”
薛說,先前以為這個好名的毛病已經輕了,現在深入審視,才知道並沒有,就是太以別人的看法為重了。只要聞譽而喜,聞毀而悶就是這種病又發了吧?
王說:“最是。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即全無務明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飢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 一學生說:“己私難克,奈何?”
王說:“將你的私拿來,替你克。”這顯然是禪宗“將心來,替你安心”的翻版。不同之處在於,他認為“人須有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所謂成己就是個克己向裡、德上用心的努力過程。這樣才能悔而知改,實地用功。
5.山河大地盡是黃金 滿世界皆藥物
明太僕寺由元之兵部的群牧所演變而來。太僕,古代掌馬政之官。洪武六年,置太僕寺,是從三品的衙門,地點在滁洲。洪武三十年,為加大軍備力度,在北平、遼東、山西、陝西、甘肅等處設立行太僕寺。主要職責是給國家養馬。要說重要它決定戰爭勝負,要說不重要,則是死了也沒人管的地方。若烽火四起,尤其與北邊遊牧族作戰時,馬是首要軍需品。楊一清就從督陝西馬政走向輝煌的閣臣生涯的。但王陽明不走這一經,他來滁州當太僕寺少卿,活活是孫悟空到天宮當個弼馬溫--正可引用《西遊記》第四回回目來比況:“官封弼馬心何足,名注齊天意未寧”。而那孫猴子還是個御馬監的正堂管事呢。而王這個“少卿”是副職--他不敢說“君恩知我才堪此”之類的牢騷話,更沒想到要像孫悟空那樣“反了出去”。
他受儒家的影響太深了,深到了“良知”--靈魂深處,變成了“良能”。據錢穆說,宋儒的真正命脈實由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承當精神開啟,歐陽修又在選拔人才諸制度上推行之,遂定下了將道學與政術合一的宋學傳統。用章太炎的話說,直到梁啟超用經術作政論尤不脫此習。
歐陽修一篇《醉翁亭記》使滁州風光永住人心。“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繼歐陽者其微陽明乎?
陽明當廬陵尹時,未見對廬陵人歐陽修的評價,可能是語不涉道,無人記述。現在同來滁州當醉翁,亦不見對這位大人物的評騭,講究“常快樂是真功夫”的陽明怎麼就不呼應先輩的“樂其樂”呢?--在陽明眼裡,歐陽太守的雅趣是標準的文人玩弄光景而已。儘管陽明也好山水之樂,但他之“樂其樂”不是消融於自然之中的滔滔淺樂,而是體證道心的天地境界的深美大樂。
督馬政不同於當太守,沒有多少日常事物。自然要想當好,為國家養、拔出批次的千里馬,那也有一套制度管理上的大學問,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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