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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臣賣國之餘習，老儒臭腐之餘談”。但是居正是政治家，他沒有公開喊出，只是說，“這是太客氣了，我怎樣能使國富兵強呢？”

事實上，居正還是感覺很大的困難。難在哪裡？難在嘉靖、隆慶以來，積弱之勢已成。世宗時代的萎靡不振，不要管了；穆宗時代，又因為內閣中的鬥爭，幾個名臣底力量，都浪費在正負相消的局面中。居正說過；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成則未可以驟反。治之勢成，欲變而之亂難；亂之勢成，欲變而之治難。（文集十一《雜著》）

國勢強則動罔不吉，國勢弱則動罔不害。譬人元氣充實，年力少壯，間有疾病，旋治旋愈，湯劑針貶，鹹得收功：元氣衰弱，年力衰憊，一有病患，補東則耗西，實上則虛下，雖有扁盧，無可奈何！（同上）

幸虧隆慶末年的積弱，還沒有到不可救藥的境界，這是一個關鍵，居正決不能放過。他正豫備實現自己底主張：“是以君子為國，務強其根本，振其紀綱，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釁，脫有不虞，乘其微細，急撲滅之，雖厚費不惜，勿使滋蔓，蔓難圖矣。”（同上）

富國強兵，其實只是一件事：富國是中間的過程，強兵是終極的目標；要有良好的經濟基礎，才談得上國防建設。居正當國之初，在軍事方面，廣東廣西的僮人，福建的人民，不斷起義，情勢固然相當嚴重，但是這些無關國防。重點只在北邊，這是對於韃靼的防禦。隆慶五年，俺答封貢底事情已經確定了，接後，吉能、切盡臺吉這一群西部首領底貢市又告成功。北邊是安靜了，但是居正始終只認為這是停戰，不是和平。他永遠主張“外示羈縻，內修戰守”。他認為對於韃靼的方略，是“犬搖尾乞憐，固可投之以骨，如其狂噬，則大杖加焉。”（書牘三《答吳環洲策黃酋》）大杖始終要握在手裡。他底計劃，是足食足兵。他和王崇古也說過：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孔子稱必不得已而去。今之時，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務為強兵而務為去兵，則唐季世是矣。然足食乃足兵之本，如欲足食，則舍屯種莫路焉。誠使邊政之地，萬畝皆興．三時不害，但令野無曠土，毋與小民爭利，則遠方失業之人，皆襁負而至，家自為戰，人自為守，不求兵而兵自足矣。此言似迂，然在往時誠不暇，今則其時矣，故願公留意焉。（書牘三《答王鑑川言邊屯》）

這還是隆慶五年的事。居正對於北邊的國防，永遠沒有鬆手。但是他對於一般人談守邊設險的計劃，總還不能放心。隆慶初年，有人提議沿邊種樹，居正就說“種樹設險，固是守邊要務，但如議者所言，決無成效。”當時大家不以為然，但是儘管種了多年的樹，一株也沒有長成。居正只有切實地說：

天下事豈有不從實幹而能有濟者哉！（同卷《答凌洋山言邊地種樹設險》）

這也是隆慶五年的話。就在這一年，居正說過：

來歲擬遣大臣閱視，大行賞罰。如猶玩愒難振，則僕自請如先朝故事，杖鉞巡邊。人臣受國厚恩，坐享利祿，不思一報，非義也。（同上）

隆慶六年十月，一切煩雜的事，都有了頭緒，居正實行派遣大臣巡邊的計劃：第一，兵部左侍郎汪道昆巡視薊、遼；第二，兵部右侍郎吳百朋巡視宣、大、山西三鎮；第三，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王遴巡視陝西四鎮。這三位都是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恰恰是居正底同年。這一次閱視的成績，並不十分完滿，在居正和百朋、王進的私交上，更發生了不小的裂痕。

汪道昆到薊、遼去，事情很簡單。臨去的時候，居正給戚繼光一封信：

汪司馬知足下素深，相待之禮，必從優厚，頃已面囑之，然渠亦自不俟囑也。但足下自處，又且務崇謙抑，毋自啟侮。昔李愬屬櫜鍵謁裴度於道，唐史美之。蓋重命使，所以尊朝廷也。司馬此行，於薊甚有關係，幸留意焉。（書牘四《與戚繼光》）

道昆去後，一切很順利；事畢上疏，議額餉，議增設墩臺，都是些例行公事。居正給他去信說：“敷奏明切，文辭粹美，讀之再過，嘆挹彌襟。”（書牘五《答汪司馬南溟》）道昆本來只是一個文人，文人底才能，只有在文辭方面表見；所幸薊遼是譚綸、戚繼光經營的局面，居正沒有什麼不放心。

王遴和居正本不十分融洽，到陝西去後，把巡閱的事情辦妥，不久便告病還鄉，這個當然是有些不滿了，居正去信說：

唐虞之世，九官十二牧，師師濟濟，各效其能，豈必人為禹稷，位皆百揆，而後愜於心哉？誠欣於時世之遇也。方今堯舜在上，屬任忠賢，僕躬履貫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