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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兵各移近邊，至則遏之邊外，入則決死邊內，二者不效，臣無所逃罪。又練兵非旦夕可期，今秋防已近，請速調浙兵三千，以濟緩急，三年後邊軍既練，遣還。

一切的計劃都照準，一切的困難都解決，在內閣中主持的全是居正。繼光到鎮以後上疏備言練兵之害七，土卒不練之失六，雖練無益之弊四。繼光又言“臣官為創設，諸將視臣為綴疣，臣安從展布？”“綴疣”委實是“綴疣”，有了薊州、昌平、保定三個總兵，又有成繼光底總理。總理只能練兵三萬，名為總兵官受其節制，其實三鎮額兵十餘萬，總理無從節制。所以繼光底地位，正是非常困難。在困難當中，兵部尚書霍冀想到解決的方法。

假如我們認識明代的政治，我們不妨認為當時的政治中心組織，完全是二元制。中葉以後，內閣底地位，漸漸地形成為政治中心，但是名義上只是皇帝底秘書處，大學士底責任，在名義上，至多隻能“票擬”，他們對於六部，在名義上，也談不到統制。用人的大權，在吏部尚書手裡，國防的大權，在兵部尚書手裡，因此吏、兵二部，在六部中的地位特高。吏、兵兩部尚書底實權，有時在大學士之上：景帝的時候，國家大政，完全在兵部尚書于謙手裡，這是一個例項。吏、兵尚書底實權，有時完全在大學士之下，居正大權獨攬的時候，也是一個例項。但是事實上內閣和吏、兵二部，永遠在牽制和摩擦的當中。有時還能妥協，有時竟會衝突。在困難底當中，只有賦有政治才能的人，方能安穩地度過。

戚繼光底問題來了，恰巧薊遼總督譚綸對於薊州鎮總兵郭琥有不滿意的訊息，這是兵部底職權。兵部尚書霍冀看到了，事情再簡單沒有，他奏明瞭，郭琥解職，調戚繼光補薊州鎮總兵。但是事情偏不這樣簡單。郭琥是一位得力的將官，譚綸對他沒有什麼不滿意，戚繼光由節制三鎮的總理，改為一鎮的總兵，實權儘管增加，名義上只是降黜。三個人都受到委屈。兵部尚書不管，內閣中的李春芳、陳以勤也不管，調處的責任只得由居正負起。我們看到他給譚綸的幾封信，怎能不欽服他底苦心孤詣呢？

前聞道體小違和，無任懸念，今想勿藥矣。近日處分戚帥，誠出下策，然非得已也。頃會霍司馬雲，“公本欲論郭琥”，則屬者之舉，似亦與高見懸符。且事權歸一，法令易行，兵不遠索，浮議自省，假之以便宜，需之以歲月，薊鎮之事。亦未必不可振也。但以總理體面，比之鎮守為優，今既易銜，則上、下承接，自有常分，用之雖重，而禮則少損矣。昨本兵題復，慮不及此，不知公議疏中，亦可為一處否？如不可處，則於常禮之外，少加優藉以鼓舞之。（書牘一《與薊遼總督譚二華》）

戚帥以總理改總兵，誠為貶損！緣渠當僕以書相問之時，不急以此意告我，而本兵又倉卒題復，故處之未盡其宜，然及今尚可為也，望公於議疏中，委曲為言。不但體面降抑，為下所輕，且督、撫標兵皆欲付之訓練，若不兼總理，何以行便？乞特致一書於閣中二公及虞坡、思齋，僕得從中贊之，更易為力也。倘得如意，當於敕書中增之，其關防當改鑄矣。（同卷《又與薊遼總督譚二華》）

戚帥復總理，不載疏中，諒公有難言者，已據部疏，擬特旨行之，即有言者，無足慮矣。（同卷《與薊遼總督》）

向有人告僕雲，“戚帥求望太過，志意太奢，雖公亦甚苦之。”故僕以為問。今奉來教，知昔之所以怏怏者，徒以削其總理舊銜耳。今既力為光復，更將何求？近屢得渠稟帖，極為感奮，頗務收拾人心，漸圖實事，仍望公時時教督之！雖然，僕何私於戚哉？獨以此輩國之爪牙，不少優假，無以得其死力。今西北諸將如趙、馬輩，僕亦曲意厚撫之，凡皆以為國家耳。縷縷之忠，惟天可鑑，若此輩不為國家盡力，是負天矣！郭琥之賢，誠如來教，即召至，面諭以公相知之意。嗟乎，人誠難知，知人亦未易也。（同卷《與薊遼督撫》）

“閣中二老”指李春芳、陳以勤，虞坡是吏部尚書楊博，思齋是兵部尚書霍冀。薊鎮底事情和吏部無涉，但是因為楊博是中樞的軍事專家，當然要聽取他底意見。從一切的佈置裡，看出居正對於繼光，是怎樣地維護。譚綸不便申請，終於由居正用特旨改薊州鎮總兵官為總理練兵事務，兼鎮守。（見萬曆《明會典》卷一二六，《明史·戚繼光傳》不載。）這是隆慶二年的事。居正與譚綸書，稱“但乞諭意戚帥，努力功名以答群望，僕亦與有光焉。”（書牘一《與薊遼總督》）又說“戚帥不知近日舉動何如？折節以下士夫，省文以期實效，坦懷以合暌貳，正己以振威稜，乃渠今日最切務也。相見幸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