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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者，可頂所罷之數，因以教練火器，整理車營，故不得已而用之。今若以為虛費而無用，即當罷之，則宜思戍守不可缺人，或仍復入衛邊兵，或與本鎮地方抽換。不然，陵、京重地，寧敢忽視之乎？此中事體，其說甚長，統俟面悉。（同卷《答閱邊郜文川言戰守功伐》）

當時主持議論的人，已經忘去南兵底作用了。他們只覺得在太平的時期，北方的軍隊同樣能擺邊，那麼要南兵做什麼？議論多了，連居正也無法遏止，他甚至說：“人嘗笑南兵無用，徒靡厚切。今若乘其入犯，一戰而勝，則群呼自息，而虜亦寢謀。”（書牘九《答宣大王巡撫言薊邊要務》）但是當時的人，卻忘去在繼光初到薊鎮的時候，北方的兵士，不守軍令，後來看到在大雨如注的當中，浙兵三千，從早晨到下午，立在雨地下面，一動也役有動，這才知道軍令底嚴肅。薊鎮底安定，一切都從訓練著手，這三千南兵，便是當時的模範軍。時代推演得真快，這已是將近十年的事了。大家看到南兵無用，認為薊鎮不能打仗；得空的時候，大家還得到薊門走一趟，再不然、便介紹幾個山人去拜訪戚總兵。凡是京城來的人，戚總兵只得竭誠招待，有吃有喝，甚至還要陪著做一、兩首詩，提倡風雅，臨到告別的時候，當然再是一大筆程儀。有什麼辦法呢？繼光只有敷衍他們。

苦心維持繼光的，只有居正。在薊遼和宣大這兩個系統對立的時候，居正甚至特別維護宣大。藉此減輕一般人對於薊遼的嫉視。宣大的督、撫大多是宣大出身的人，但是萬曆五年，林下的陳道基起用為順天巡撫了；同年兵部左侍郎梁夢龍調任薊遼總督，萬曆九年，宣大總督吳兌調任薊遼總督。這是為的什麼？居正曾經指出好事者“每言薊中之任，皆取總兵所欲者而用之。”只有這樣，才能免去無味的議論，才算是真真愛護戚繼光。一切都是為的國家。在大眾指摘繼光的時候，居正說：“若舉全鎮防守之功，委無所損；數年以來，一矢不驚，內外安堵，此其功寧可誣乎？貓以闢鼠為上品，山有虎豹，藜藿不採，又不以搏噬為能也。”這是居正底見地。

萬曆四年，居正開始推動一條編法。為用語便利起見，有時也稱為條編法。研究賦稅的人，常時談到條編，認為這是明代賦稅方法底改進。在大體上，這句話是不錯的，其實還有稍許的不同。賦稅是賦稅，條編法只是徭役方法底改進。明代認定人民有替國家服役的義務。這項義務分為兩種。一種是力差，這是當真為國家做事。府、州、縣有銀庫，看守銀庫的稱為庫丁；各驛有廩給庫，看守的也稱為庫丁：也許有人認為這是好差使，但是銀有銀耗，糧食也有糧耗，一切的虧折，都責成庫丁包賠，便成為最大的苦差。庫丁總算在社會上保持相當的身分，還有人充當。其餘看門的有門皂，防河的有防夫，管囚犯的有禁子，維持治安的有弓兵：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更加低落，大家只得另行僱人代充。僱人的是鄉間的老農，被僱的是城市的地痞，於是被僱的人不時下鄉，向老農們討索工食，“僱員”壓迫“僱主”，成為老農的禍害。以上是力差。

其次還有銀差。州、縣官要用柴薪，柴薪派在民眾身上；要養馬，馬草、馬豆也派在民眾身上。儒學是教官和廩、增、附生講學的場所，他們吃的是國家的廩米，但是齋夫、膳夫這些差使，也派在民眾身上。當然這不是直接要民眾做事，只是要民眾出錢，所以稱為銀差。州、縣官是替國家辦事的，儒學的教諭，訓導，和這一批廩、增、附生們是研究聖經賢傳的，但是他們第一還得先替自己辦事，建築私經濟底基礎。誰能不替自己打算呢？在官員們審查和編制銀差的時候，各人都得儘先挑選殷實而沒有勢力的富戶，替本衙門辦差。被官員瞧得起的民眾，實際成為官員手下的肥羊、大豬，聽候宰割，而不肖的官員們，其實只是穿靴戴帽的強盜，審查編制，只是盜匪們請財神的手續。這是所謂銀差。（見《圖書整合·食貨典》一五一卷《劉光濟差役疏》）

力差、銀差成為民眾極大的痛苦，於是國家推行均徭法。各縣把民眾分為十甲，每年由一甲承當本縣的一切徭役。在理論上這是最公平的了，從第一甲到第十甲，週而復始，輪流當差，還有什麼不平的？但是在審編的時候，這十甲民眾底經濟能力，未必能夠編配平允，每年的徭役，也是時常變動：經濟能力和經濟負擔，不能支配得當，便成為甚大的不平。其次，一甲以內，各戶底經濟能力不同，社會地位又不同，因此在支配擔負的方面，更發生種種的歧視。還有一點，在不當差的九年中，民眾因為不受政治的壓迫，樂得生活稍為優裕一點，當然談不上積蓄；但是到了當差這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