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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反對這篇小說，怎麼能讓一個人去殉自己的反信念呢？但我沒說。後來A替我說出了這個意思，以後多年，我一直把這邏輯作為我良心的庇護所而記得牢固。可是一年年過去，這邏輯也愈顯得其蒼白了，一是因為我越來越清楚我當時主要是害了怕，二是反對這小說和不反對抄這小說同樣是我當時的信念。信念又怎麼樣呢？設若我當時就贊成這小說呢？我敢把這事擔當下來拒不交代嗎？我估計百分之九十還是不敢。因為我還記得，那些天有人對我說：公安局可不是吃素的，我若說不出給我小說原稿的人的姓名，他們就可以判定這小說是我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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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記愧（2）

不管他們是真這麼認為，還是為了威逼我，還是出於必得有個結果以便向上邊交代，反正他們急了就會這麼幹。我聽了確乎身上輪番出了幾回汗。尤其看到父母親人，想到他們的出身和成分本來就壞，這一下不知要遭怎樣的連累了。夜裡躺在床上不能睡，光抽菸，體會著某些叛徒的苦衷。有些叛徒是貪圖榮華富貴，有些叛徒則是被“株連九族”逼迫而成，現在平心去論，一樣是叛徒但似不可同日而語。這就又要想想了，假如我是孤身一人會怎麼樣呢？輕鬆是會輕鬆些，但敢不敢去挨鞭子或送腦袋仍然不是一件可供吹牛的事。貪生怕死和貪圖榮華富貴之間仍有著不小的差別。幾年之後我倒確鑿有幾回真的不怕死過，心想要把1974年的事挪來現在發生有多好，我就能毫不猶豫地挺身就死了，但這幾回的不怕死是因為殘病弄得我先有了不想活的念頭，後才順帶想做一回烈士的。這當然可笑。我才知道，渴望活也可以是比不怕死更難能可貴的。但渴望活而又怕死卻造就了很多千古遭罵的叛徒。最好當然是渴望活而又不怕死，譬如許雲峰。不過，畢竟許雲峰喊的是共產黨萬歲而明確是坐國民黨的牢。大智大勇者更要數張志新。可張志新若也堅定不移於當時人人必須信奉的一種思想，料必她也就不可能有那般大智大勇了。話扯遠了，拉回來，還說我，我不及張志新之萬一是不容爭辯的。至於哥們兒義氣呢？但“株連九族”卻更是殃及親人的呢！所以“株連九族”有理由被髮明出來。

我原是想把這件事如實記錄下來的，但虧心和丟臉的事確已從記憶的篩眼裡走漏一些了，寫到這兒我停筆使勁回憶了兩天，下面的事在記憶中仍呈現了兩種模樣。與B已多年不見，為此文去找他核對似大不必要，就把兩種模樣的記憶都寫下來吧。最可能的是這樣：正當我晝夜難安百思不得良策之際，B來了，B對我說：“要是追查到你你就如實說吧。就說原稿是我給你的。”我聽了雖未明確表示贊同，卻一句反對的話也沒說，焦慮雖還籠罩，但心的隱秘處卻著實有了一陣輕鬆。許久，我只說：“那你怎麼辦？”B說：“這事就由我一人承擔吧。”說罷他匆匆離去，我心中的愧便於那時萌生，雖料沉重只是要勻到一生中去揹負，也仍怔怔地不敢有別種選擇也仍如獲救了一般。其次也可能是這樣：B來了，對我說：“要是警察來找你你就如實說吧，就說原稿是我給你的。C已經全說了。”我聽了心裡一陣輕鬆。C確實是在被隔離的第三天熬不住逼問，全說了。但這是B告訴我的呢，還是之後我才聽別人說的呢？我希望是前者，但這希望更可以證明是後者吧，因為記憶的篩眼裡不僅容易走漏更為難堪的事，還容易走進保護自己少受譴責的事。我就沒有譴責過C，沒有特別注意去不譴責C，想必是潛意識對自己說了實話：實際我與C沒什麼兩樣。總之，不管哪個記憶準確，我聽了B的話後心裡的那一陣輕鬆可以說明一切。——這是著重要記錄下來的。

後來警察來找我，問我原稿是誰給我的，我說是B；問我原作者是誰，我說不知道。我確實不知道，B從未跟我說起過原作者是誰，這一層B想得周到。我當時很為B把這一層想得周到而慶幸。直到現在我也不知道原作者是誰。1978年我也開始寫小說，也寫了可歸入“傷痕文學”的作品。那幾年我常留意報刊上的小說及作者介紹，想知道《普通的人》的作者是誰，但終未發現。我也向文學界的朋友們打聽過，很多人都知道那篇小說，卻沒有誰知道作者的情況。1983年在嶗山旅遊時遇到B，互相說笑間仍有些不自然，我終未能啟口問他此事，因為當年的事到底是怎麼了結的我完全不知，生怕又在心上添了沉重。現在想，倘那篇《普通的人》漸漸被淡忘了，實在是文學史上的缺憾。

隨憶隨記，實指望沒把愧走漏太多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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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三篇（1）

一、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