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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存在就已消逝，上帝只取其中一種與你遭遇。

相逢何必曾相識（1）

等有一天我們這夥人真都老了，七十，八十，甚至九十歲，白髮蒼蒼還拄了柺棍兒，世界歸根結底不是我們的了，我們已經是（夏令時）傍晚七八點鐘的太陽，即便到那時候，如果陌路相逢我們仍會因為都是“老三屆”而“相逢何必曾相識”。那麼不管在哪兒，咱們找一塊不礙事的地方坐下——再說那地方也清靜。“您哪屆？”“六六。您呢？”（當年是用“你”字，那時都說“您”了，由此見出時間的作用。）“我六八。”“初六八高六八？”“老高一。”“那您大我一歲，我老初三。”倘此時有一對青年經過近旁，小夥子有可能拉起姑娘快走，疑心這倆老傢伙唸的什麼咒語。“那時候您去了哪兒？”“雲南（或者東北、內蒙、山西）。您呢？”“陝北，延安。”這就行了，我們大半的身世就都相互瞭然。這永遠是我們之間最親切的問候和最有效的溝通方式，是我們這代人的專利。六六、六七、六八，已經是多麼遙遠了的年代。要是那一對青年學過歷史，他們有可能忽然明白那不是咒語，那是二十世紀中極不平常的幾年，並且想起考試時他們背誦過幾個拗口的詞句：插隊，知青，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如果他們恰恰是鑽研史學的，如果他們走來，如同發現了活化石那樣地發現了我們，我想我們不太介意，歷史還要走下去，我們除了不想阻礙它之外，正巧還想為“歸根結底不是我們的”世界有一點用處。

我們能說點什麼呢？上得了正史的想必都已上了正史。幾十年前的喜怒哀樂和幾百幾千年前的喜怒哀樂一樣，都根據當代人的喜怒哀樂成為想象罷了。我們可以講一點兒單憑想象力所無法觸及的野史。

比如，要是正史上寫“千百萬知識青年滿懷革命豪情奔赴農村、邊疆”，您信它一半足夠了，記此正史的人必是帶了情緒。我記得清楚，1968年末的一天，我們學校專門從外校請來一位工宣隊長，為我們作動員報告，據說該人在“上山下鄉的動員工作”上很有成就。他上得臺來先是說：“誰要搗亂，我們拿他有辦法。”臺下便很安靜了。然後他說：“現在就看我們對毛主席忠還是不忠了。”臺下的呼吸聲就差不多沒有，隨後有人帶頭喊亮了口號。他的最後一句話尤為簡潔有力：“你報名去，我們不一定叫你去，不報名的呢，我們非叫你去不可。”因而造成一段歷史疑案：有多少報了名的是真心想去的呢？

什麼時候也有勇敢的人，你說出大天來他就是不去，不去不去不去！威赫如那位工宣隊長者反而退卻。這裡面肯定含著一條令人快慰的邏輯。

我去了延安。我從怕去變為想去，主要是好奇心的驅使，是以後屢屢證明了的慣做白日夢的稟性所致，以及不敢違逆潮流之怯懦的作用。唯當坐上了西行的列車和翻山越嶺北上的卡車時，才感受到一縷革命豪情。唯當下了汽車先就看見了一些討飯的農民時，才於默然之間又想到了革命。也就是在那一路，我的同學孫立哲走上了他的命定之途。那是一本《農村醫療手冊》引發的靈感。他捧定那書看了一路，說：“咱們幹赤腳醫生吧。”大家都說好。

立哲後來成了全國知名的知青典型，這是正史上必不可少的一頁。但若正史上說他有多麼高的政治水平，您連十分之一都甭信。立哲要是精於政治，“四人幫”也能懂人道主義了。立哲有的是衝不垮的事業心和磨不盡的人情味，僅此而已。再加上我們那地方缺醫少藥，是貧病交困的農民們把他送上了行醫的路。所以當“四人幫”倒臺後，有幾個人想把立哲整成“風派”“鬧派”時，便有幾封數百個農民簽名（或委託）的信送去北京，擔保他是貧下中農最愛戴的人。

我們那個村子叫關家莊，離延川縣城八十里，離永坪油礦三十五里，離公社十里。第一次從公社往村裡去的路上，我們半開玩笑地為立哲造輿論：“他是大夫。”“醫生噢？”老鄉問，“能治病了吧？”“當然，不能治病算什麼醫生。”“對。就在咱莊裡盛下呀是？”“是。”“咳呀——，那就好。”所以到村裡的第二天就有人來找立哲看病，我們七手八腳地都做他的幫手和參謀。第一個病人是個老婆兒——發燒、發冷、滿臉起的紅斑。立哲翻完了那本《農村醫療手冊》說一聲：丹毒。於是大夥把從北京帶來的抗生素都拿出來，把紅糖和肉鬆也拿出來。老婆兒以為那都是藥，慌慌地問：“多少價？”大夥回答：“不要錢。”老婆兒驚詫之間已然發了一身透汗，第一輪藥服罷病已好去大半。單是那滿臉的紅斑經久不消。立哲再去看書，又懷疑是否紅斑狼瘡。這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