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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如果你什麼都不做，你就沒有什麼可貪汙的。問題是有這麼多的事情要去做。”他說在喀拉拉邦有些人甚至崇拜受賄的官員，“他們認為如果你不想點生財之道，你就是個十足的傻瓜。”喀拉拉人甚至創造出一個詞來描繪那些正直的官員——“潘文格爾”（pavangal），意思是心地善良道德高尚的人，但同時也有天真和容易受騙的意思。同樣地，那些懂得如何給人賄賂的人被稱為“布迪”（buddhi），意思是狡猾的，但同時也暗含著“將成年人與孩童區別開的辨別能力”29的意思。這是一個引人深思的詞彙。

庫裡安認為，許多人低估了清理印度行政系統過程中的困難。

當我和左翼的朋友交談時，我會告訴他們：他們的見解是錯誤的，“印度真正的剝削階級是官僚。雖然他們是靠人民養活的，但其中大約有1％～2％在政府部門工作的人是人民真正的剝削者。”如果你看看新招入行政管理局的人，你會發現他們比我們那一代人更糟。他們會用直截了當的方式向你要錢，他們會要求你帶他們到最具異國情調的度假村去吃喝玩耍，他們從不試圖掩飾對金錢的熱愛。現在他們總看到自己的朋友以及同輩們能在私營部門掙到多少錢，這就使事情變得更糟了。

似乎是為了使他的良心得到折磨，在我們的交談過程中，庫裡安經常被電話打斷。其中一個電話是另一部門的官員打來的，他要求庫裡安用他的權力，將那天下午他要乘坐的航班的公務艙座位升級。還有一位來自聲名狼藉的進口稅以及消費稅部門的官員，他將要參加在機場舉行的晚間招待會，因此打來電話要求讓他及其同事享受免費的停車服務。庫裡安兩個要求都答應了。“你能怎麼做呢？”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對我說，“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而且於別人無害。”我對這些打擾來的正是時候感到好笑，也為庫裡安的誠實感到好笑。如果他不得不處理這些“很小的事情”，至少他是透明的。

我們的談話也引發了一種思考，即在印度要馴服某種在許多方面仍然處於控制之外的力量是何其艱難，儘管自1991年曼莫漢？辛格廢除了許可證制度以來，中央許多政府機構的權力已經有了極大的收斂。這同樣讓我想起了曾在1999～2002年任行政改革部部長（MinisterforAdministrativeReform）的阿倫？舒裡（ArunShourie）的一句評論。在談起他在政府機構改革中所作的努力時，他說：“這就好像是要在南美洲的亞馬遜森林中鋪出一條道路來，我們剛前進了100碼，叢生的灌木又會將它遮蓋。”

人們努力改革一種體制，這種體制哪怕只有一點點改變，也會被某些勢力竭盡所能阻撓，這樣往往會產生一些鬧劇似的效果。舒裡就曾說過一個這種例子。301999年4月，印度的鋼鐵部（MinistryforSteel）向舒裡先生的行政改革部遞交了一份正式的詢問書。這個用了幾乎一年的時間去解決、花費了印度一些最高階官員寶貴精力的嚴重問題，就是是否允許印度的公務員使用綠色以及紅色水筆，因為在通常情況下批註檔案用的是藍色或黑色水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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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城市化程序在減慢（4）

經歷了幾周的會議、磋商、做了備忘錄以後，舒裡部門的官員得出結論，認為這個問題只能由印刷局解決。又經歷了三週頗有深度的討論後，印刷局將檔案返還行政改革部，並且建議說這個問題應該諮詢培訓與人事部（MinistryforTrainingandPersonnel）。在這份檔案送到該部門之前，又經歷了三週的時間，因為勤勉的行政改革部官員需要花時間去考慮委婉措辭以應對印刷局。於是這個政府的問題歷經曲折，經歷了幾周又幾月，從一個部門轉到另一個部門，開了一次又一次討論會，最終得出了一個所羅門式的折中結論：“初稿起草時要用藍色或黑色水筆。以後的修改過程用綠色或紅色水筆，以區分最終的正確版本。”同時還規定了具體的等級制度：“只有聯合秘書級別以上的官員才有資格在少數情況下（適時的宣佈警告）使用綠色或紅色水筆。”正如舒裡注意到的，這是“一個貼切的官僚政治的解決方式：即使權力受到約束！”如果弗朗茲？卡夫卡把這種情形寫入他的小說，批評家肯定會指責他過分誇張。

曾經有多家印度私營部門中的公司邀請庫裡安加入他們，並且提供了不錯的薪酬。但是到目前為止，他還沒有接受任何一家企業的誘惑。“在當今的時代，如果說我願意為公共事業服務，聽起來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