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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了一下，發了一道“上諭”說，王國維“孤忠耿耿，深堪惻憫，……加恩諡予忠愨，派貝子溥亻斤即日前往莫綴，賞給陀羅經被並洋二千元……”。羅振玉於是一面廣邀中日名流、學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園裡為“忠愨公”設靈公祭，宣傳王國維的“完節”和“恩遇之隆，為振古所未有”，一面更在一篇祭文裡宣稱他相信自己將和死者“九泉相見，諒亦匪遙”。其實那個表現著“孤忠耿耿”的遺折，卻是假的，它的翻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見”的羅振玉。

那時我身邊的幾個最善於勾心鬥角的人，總在設法探聽對手的行動，手法之一是收買對手的僕役，因而主人的隱私，就成了某些僕人的獲利資本。在這上面最肯下功夫的，是鄭孝胥和羅振玉這一對冤家。羅振玉假造遺折的秘密，被鄭孝胥透過這一辦法探知後，很快就在某些遺老中間傳播開了。這件事情的真相當時並沒有傳到我耳朵裡來，因為，一則諡法業已踢了，誰也不願擔這個“欺君之罪”，另則這件事情傳出去實在難聽，這也算是出於遺老們的“愛國心”吧，就這樣把這件事情給壓下去了。一直到羅振玉死後，我才知道這個底細。近來我又看到那個遺折的原件，字寫得很工整，而且不是王國維的手筆。一個要自殺的人居然能找到別人代繕絕命書，這樣的怪事，我當初卻沒有察覺出來。

羅振玉給王國維寫的祭文，很能迷惑人，至少是迷惑了我。他在祭文裡表白了自己沒有看見王國維的“封奏”內容之後，以臆測其心事的手法渲染了自己的忠貞，說他自甲子以來曾三次“犯死而未死”。在我出宮和進日本使館的時候，他都想自殺過，第三次是最近，他本想清理完未了之事就死的，不料“公竟先我而死矣，公死，思遇之隆，為振古所未有，予若繼公而死，悠悠之口或且謂予希冀恩澤”，所以他就不便去死了，好在“醫者謂右肺大衰，知九泉相見，諒亦匪遙”。這篇祭文的另一內容要點，是說他當初如何發現和培養了那個窮書記①，這個當時“黯然無力於世”的青年如何在他的資助指點之下，終於“得肆力於學，蔚然成碩儒”。總之，王國維無論道德、文章，如果沒有他羅振玉就成不了氣候。那篇祭文當時給我的印象，就是這樣。

①王國維在光緒戊戌年為汪康年的司書，後入羅所辦的“東文學社”求學。

但是，儘管我長久以來弄不清羅振玉的底細，而羅振玉在我身上所打的政治算盤，卻一直不能如願。在他最後敗給鄭孝胥之前，僅陳寶琛、胡嗣瑗一夥就弄得他難於招架。在那一連串的、幾起幾落的爭吵中，我自己則是朝三暮四，猶豫不決。

這兩夥人起初的爭論焦點，是出洋不出洋的問題。我從北京日本使館跑到天津日本租界後，社會上的抨擊達到一個新高潮。天津出現了一個“反清大同盟”專門和我作對。羅振玉這一夥人乘此機會便向我說，無論為了安全還是為了復辟，除了出洋別無他路可走。這一夥人的聲勢陣容，一時頗為浩大，連廣東一位遺老陳伯陶也送上奏摺說，“非外遊不足以保安全，更不足以謀恢復”，並主張遊歷歐美之後可定居日本，以待時機變化。陳寶琛這一夥則認為這完全是輕舉妄動。他們認為一則馮玉祥未必能站得住腳，危險並不那麼大；另則出洋到日本，日本未必歡迎。倘若在日本住不成，而國內又不能容，更不用想段祺瑞和張作霖之流會讓我回到紫禁城，恢復以前的狀況。我對陳寶琛等人的意見不感興趣，但他們提出的警告卻引起了我的注意，對羅振玉的主張犯了猶豫。

一九二六年，政局曾經一度像陳寶琛這一夥所希望的那樣發生了變動，張作霖轉而和吳佩孚聯合，張、馮終於發生衝突，馮軍遭到了奉軍的攻擊。馮玉祥撤走了天津的軍隊，北京的馮軍處於包圍之中。段祺瑞與張作霖勾結，被馮軍發現，段祺瑞逃走了，隨後馮軍也在北京站不住腳，退往南口，奉軍張宗昌進了北京。七月間，張、吳兩“大帥”在北京的會面，引起“還宮派”無限樂觀，還宮派活躍起來了。我身邊的陳寶琛親自到北京，找他的舊交，新任的內閣總理杜錫珪去活動，在外面的康有為也致電吳佩孚、張作霖、張宗昌等人，呼籲恢復優待條件。康有為給吳佩孚寫了一封長信，信中歷數清朝的“功德”，並以“中華之為民國，以清朝讓之，非民國自得之也”為理由，請吳佩孚乘機復辟。他對吳說，張作霖等人都沒問題，外交方面也有同心，甚至“國民黨人私下亦無不以復辟為然”，“全國士大夫無不疑民國而主復辟”，因此，“今但待決於明公矣”！

其實，這時已到了北洋軍閥的迴光返照時期。雖然北方各系軍人忽然又合作了，張作霖又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