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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七時，我向芳澤公使夫婦辭行。我們照了相，我向他們表示了謝意，他們祝我一路平安，然後由池部和便衣日警們陪著，出了日本公使館的後門，步行到了北京前門車站。我在火車上找到了羅振玉父子。火車在行進的一路上，每逢到站停車，就上來幾個穿黑便衣的日本警察和特務，車到了天津，車廂裡大半都被這樣的人佔滿了。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吉田茂和駐屯軍的軍官士兵們，大約有幾十名，把我接下了車。

第三天，《順天時報》上便出現了日本公使館的宣告：

本公使館滯在中之前清宣統皇帝，於二十三日夜，突然向天津出發，

本館即於二十四日午後，將此旨通知段執政及外交總長，備作參考。原宣

統皇帝懷有離京之意，早為執政之政府所熟知，而無何等干涉之意，又為

本館所瞭解，但豫想迄實行之日，當尚有多少時日，不意今竟急遽離開北

京，想因昨今一二新聞，頻載不穩之記事，致促其行雲雲。

我的前半生……一　羅振玉的努力

一　羅振玉的努力

到了天津，才知道並不像羅振玉所說的那樣，“住處準備妥當”，因此我先在大和旅館住了一天。次日婉容、文繡和日本使館裡的那一套人馬都來了，才一同搬進匆忙佈置起來的張園。

張園是一座佔地約有二十畝的園子，中間有一座天津人稱之為八樓八底的樓房。這是前清駐武昌第八鎮統制張彪做遊藝場用的地方。武昌起義時，張彪嚇得連官印也不要了，帶著他的金銀財寶和家眷溜到天津，在日本租界裡當了寓公。我剛住進了張園，這位前清的“名將”，堅決不收房錢，每天清晨都要帶著一把掃帚，親自來給我掃院子，大概是表示自己一貫矢忠之意。後來不知是經誰的勸阻，他才丟下那把掃帚。我在這裡住了五年。後來張彪死了，他的兒子拿出房東的面孔要房租，我也嫌他的房子不好，於是又搬到了陸宗輿的“靜園”。

我到天津來的目的原是為了出洋，結果卻一連住了七年。這是我在各派遺老、各種主意之間搖擺的七年。這時，王公們對我的左右力量，早已大為減弱；我父親起初不大來天津，後來雖然常來（住在我原先買的英租界戈登路的房子裡），對我也不發生什麼作用。在這期間，莊士敦老師離開了我，又到威海衛當專員去了。威海衛被中國政府收回後，一九二六年他與北洋政府辦理庚款問題時，到天津和我見過一次面。他曾為我奔走於吳佩孚等人之間，毫無結果。後來他回英國接受爵士爵位，做了倫敦大學的漢學教授兼英國外交部顧問。這七年間，在我身邊進行勾心鬥角的人物，大致可分為這幾派：起初把希望放在恢復優待條件方面，後來又退縮為維持原狀的，是以陳寶琛為首的一批“舊臣”，可以稱之為“還宮派”；把希望放在出洋以取得外國（主要是日本）援助上的，是以羅振玉為首，其中有遺老遺少，也有個別王公如溥偉之流，按當時的說法，可以稱之為“聯日”或“出洋”派；把希望放在聯絡、收買軍閥方面，即所謂“用武人”一派，這派人物頗覆雜，有前清遺老，也有民國的政客，中心人物卻是我自己。後來又回到我身邊的鄭孝胥，起先並不屬於哪一派，好像哪一派的主張他都贊成過，也反對過，他更提出過任何一派不曾提過的如所謂“用客卿”（外國人）、“門戶開放”（同任何肯幫助復辟的國家勾結）等主張，因而也受過各派人的反對。當他後來一拿定了投靠日本這個主意，就戰勝了一切對手。他不但勝過了他們，而且連他的老對手、“聯日派”的老首領羅振玉，在這個階段的爭奪中又被他將多年經營來的成果，輕輕攫取到手。不過這也是後話，現在還是先把羅振玉說一說。

羅振玉到宮裡來的時候，五十出頭不多，中高個兒，戴一副金絲近視鏡（當我面就摘下不戴），下巴上有一綹黃白山羊鬍子，腦後垂著一條白色的辮子。我在宮裡時，他總是袍褂齊全，我出宮後，他總穿一件大襟式馬褂，短肥袖口露出一截窄袍袖。一口紹興官話，說話行路慢條斯理，節奏緩慢。他在清末做到學部參事，是原學部侍郎寶熙的舊部，本來是和我接近不上的，在我婚後，由於升允的推薦，也由於他的考古學的名氣，我接受了陳寶琛的建議，留作南書房行走，請他參加了對官中古彝器的鑑定。和他前後不多時間來的當時的名學者，有他的姻親王國維和以修元史聞名的柯劭囗。陳寶琛認為南書房有了這些人，頗為清室增色。當然，羅振玉在復辟活動方面的名氣比他在學術上的名氣，更受到我的注意。他在辛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