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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員，十五至二十歲的青年均為附屬的“青年團”團員，十至十五歲的少年為附屬的“少年團”團員。

事實上，關東軍把“黨”改為“會”，並非是對我有什麼讓步，而是認為這比弄個不倫不類的政黨更便於統治東北人民，透過這樣一個網羅一切人口的組織，更便於進行奴化宣傳、特務監視和奴役人民。我眼中看不到這樣的事實，只覺得日本人畢竟是要聽我的。

有了這樣的錯覺，就無怪要再碰釘子了。這是訂立《日滿密約》以後的事。

我的前半生……三　訂立密約以後

三　訂立密約以後

早在旅順的時候，鄭孝胥就跟本莊繁談妥了由我出任執政和他出任國務總理的條件。這件事情，鄭孝胥直到本莊繁卸任前夕才讓我知道。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八日，鄭孝胥來到勤民樓，拿出一堆檔案來對我說：

“這是臣跟本應司令官辦的一項協定，請上頭認可。”

我一看這個協定，就火了。

“這是誰叫你簽訂的？”

“這都是板垣在旅順談好的條件，”他冷冷地回答，“板垣跟上頭也早說過。”

“板垣跟誰說過？我就沒聽他說過。就算他說過，你簽字之先也要告訴我呀！”

“這也是板垣囑咐的，說恐怕胡嗣瑗他們不識大局，早拿來反而添麻煩。”

“究竟是誰當家？是你，是我？”

“臣豈敢。這些協定實在是權宜之計，皇上欲求憑藉，豈能不許以條件？這原本是既成事實，將來還可以另訂條約，規定幾年將權益收回。”

他說的其實不錯，日本在協定中所要的權利，本來是它已到了手的東西。這個協定共有十二條款，另有附則、附表、附屬協定，主要內容是：“滿洲國”的“國防、治安”全部委託日本舊本管理“滿洲國”的鐵路、港灣、水路、空路，並可增加修築舊本軍隊所需各種物資、裝置由“滿洲國”負責供應舊本有權開發礦山。資源舊本人得充任“滿洲國”官吏舊本有權向“滿洲國”移民等等。在這協定中最後規定它將為日後兩國間正式條約的基礎。鄭孝胥說的道理也不錯，既然要“憑藉”，豈可不付代價？但是儘管事情是如此明白，我卻不能不感到氣惱。我惱的是鄭孝胥過於擅自專斷，竟敢任意拿“我的”江山去跟日本人做交易，我也惱日本人的過分訛詐，“皇帝寶座”沒給我，反而要去了這麼多的東西。

我在氣惱而又無可奈何之下，追認了既成的事實。鄭孝胥拿了我簽過字的密約去了，胡嗣瑗照例就跟著走了進來。我把這件事告訴了他，他立刻氣忿地說：

“鄭孝胥真不像話！陳寶琛早說過他慣於慷他人之慨！他如今竟敢如此擅斷！”

“現在木已成舟！”我頹喪地說。

“或許並不盡然，且看東京方面的訊息吧。”

許多天以前，我們便知道了關東軍司令官將要換人和日本要承認“滿洲國”的訊息。胡嗣瑗非常重視這件事，照他的看法，日本調換關東軍司令官，很可能要改變一點態度，應該乘此機會派人到日本去活動一下。他說，不給日本好處是不行的，像礦山、鐵路、資源以及國防都可以叫日本經管，但是在官制方面，任免權必須在我。我採納了他的主意，並且按他的推薦派出了當過律師的林遷琛和臺灣人蔡法平，到東京找他的臺灣籍朋友許丙，透過許丙找軍部上層人物去活動。林、蔡二人在東京見到了陸軍總參謀長真崎甚三郎、前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香椎浩平，還有即將繼任關東軍司令官的武藤信義等人，向他們提出了我的具體要求：

一、執政府依組織法行使職權；

二、改組國務院，由執政另提任命名單；

三、改組各部官制，主權歸各部總長，取消總務廳長官制度；

四、練新兵，擴編軍隊；

五、立法院剋期召集議會，定國體。

這也是胡嗣瑗為我擬定的。照他的意思，並不指望日本全部接受，只要它同意定國體和由我決定官吏的任免，便算達到了目的。但是條件還是多提一些，以備對方還價。

過了兩天，胡嗣瑗興致勃勃地告訴我，東京來了好訊息。據林、蔡二人的來信說，東京元老派和軍部中某些人都同情於我，不滿意本莊對我的態度；表示願意支援我的各項要求。胡嗣瑗說，由此看來，繼任的司令官到任後，情形會有變化，我將按規定行使自己的職權，治理自己的國家。但要治理好，非有個聽話的總理不能辦事。我聽他說的有理，便決定把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