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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願協助，擔當護駕之責。”這時我正被“革命黨便衣”的謠言弄得惶惶不安，聽了羅振玉的話，特別是溥偉又寫來了信，我於是再一次下了出行的決心。我不顧陳寶琛和鄭孝胥的反對，立刻命令鄭孝胥去給我找日本總領事，我要親自和他見面談談。

鄭孝胥聽了我的吩咐，怔了一下，問道：“皇上請加藤，由誰做翻譯呢？是謝介石嗎？”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謝介石是個臺灣人，由於升允的引見，在北京時就出入宮中，張勳復辟時做了十二天的外務部官員，後來由日本人的推薦，在李景林部下當秘書官，這時跟羅振玉混在一起，不斷地給我送來什麼“便衣隊行將舉事”，革命黨將對我進行暗殺等等情報。勸說我去旅順避難的，也有他一份。鄭孝胥顯然不喜歡羅振玉身邊的人給我當翻譯，而同時，我知道在這個重要問題上，羅振玉也不會喜歡鄭孝胥的兒子鄭垂或者陳寶琛的外甥劉嚷業當翻譯。我想了一下，便決定道：“我用英文翻譯。加藤會英文。”

總領事加藤和副領事岡本一策、白井康都來了。聽完我的話，加藤的回答是：

“陛下提出的問題，我還不能立即答覆，這個問題還須請示東京。”

我心裡想：這本是日本司令部對羅振玉說沒有問題的事，再說我又不是到日本去，何必去請示東京？天津的高階寓公也有到旅順去避暑的，他們連日本總領事館也不用通知就去了，對我為什麼要多這一層麻煩？我心裡的話沒完全說出來，加藤卻又提出了一個多餘的問題：

“請問，這是陛下自己的意思嗎？”

“是我自己的。”我不痛快地回答。我又說，現在有許多對我不利的訊息，我在這裡不能安心。據日本司令部說，現在革命黨派來不少便衣，總領事館一定有這個情報吧？

“那是謠言，陛下不必相信它。”加藤說的時候，滿臉的不高興。他把司令部的情報說成謠言，使我感到很奇怪。我曾根據那情報請他增派警衛，警衛派來了，他究竟相信不相信那情報？我實在忍不住地說：

“司令部方面的情報，怎麼會是謠言？”

加藤聽了這話，半天沒吭氣。那兩位副領事，不知道他們懂不懂英文，在沙發上像坐不穩似地蠕動了一陣。

“陛下可以確信，安全是不會有問題的。”加藤最後說，“當然，到旅順的問題，我將遵命去請示敝國政府。”

這次談話，使我第一次覺出了日本總領事館和司令部方面之間的不協調，我感覺到奇怪，也感覺到很氣人。我把羅振玉。謝介石叫了來，又問了一遍。他們肯定說，司令部方面和接近司令部方面的日本人，都是這樣說的。並且說：

“司令部的情報是極其可靠的。關於革命黨的一舉一動，向來都是清清楚楚的。不管怎麼說，即使暗殺是一句謠言，也要防備。”

過了不多幾天，我岳父榮源向我報告說，外邊的朋友告訴他，從英法租界裡來了馮玉祥的便衣刺客，情況非常可慮。我的“隨侍”祁繼忠又報告說，他發現大門附近，有些形跡可疑的人，伸頭向園子裡張望。我聽了這些訊息，忙把管庶務的佟濟煦和管護軍的索玉山叫來，叫他們告知日警，加緊門禁，囑咐護軍留神門外閒人，並禁止晚間出入。第二天，我聽一個隨侍說，昨晚上還有人外出，沒有遵守我的禁令，我立刻下令給佟濟煦記大過一次，並罰扣違令外出者的餉銀①，以示警戒。總之，我的神經緊張起來了。

①這時張園管柬“底下人”的辦法，根據師傅們的諫勸和佟濟煦的懇求，已經取消了鞭笞，改為輕者罰跪，重者罰扣餉銀。為了管束，我還親自訂了一套“規則”，內容見第六章。——作者

有一天夜裡，我在睡夢中忽然被一聲槍響驚醒，接著，又是一槍，聲音是從後窗外面傳來的。我一下從床上跳起，叫人去召集護軍，我認為一定是馮玉祥的便衣來了。張園裡的人全起來了，護軍們被佈置到各處，大門上站崗的日本巡捕（華人）加強了戒備，駐園的日本警察到園外進行了搜尋。結果，抓到了放槍的人。出乎我的意料，這個放槍的卻是個日本人。

第二天，佟濟煦告訴我，這個日本人名叫巖田，是黑龍會分子，日本警察把他帶到警察署，日本司令部馬上把他要去了。我聽了這話，事情明白了七八分。

我對黑龍會的人物，曾有過接觸。一九二五年冬季，我接見過黑龍會的重要人物佃信夫。事情的緣起，也是由於羅振玉的鼓吹。羅振玉對我說，日本朝野對於我這次被迫出宮和避難，都非常同情，日本許多權勢人物，連軍部在內，都在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