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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要這樣，把一切攬到自己頭上。你只能負你自己那部分責任。應當實事求是。是你的，你推不掉，不是你的，也不算在你的賬上。”

我仍繼續說，我的罪是深重的，我感激政府對我的待遇，我已認識自己的罪惡，決心改造好。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聽我的話，只見他察看我們的監房各處，並且叫一個犯人拿過漱口杯看了一看。等我說完，他搖搖頭，說道：

“應當實事求是。只要真正認罪，有了悔改表現，一定可以得到寬大。共產黨說話算數，同時重視事實。人民政府對人民負責。你應當用事實和行動而不是用嘴巴來說明自己的進步。努力吧。”

他對我寫的那堆東西看了一眼，然後向隔壁的監房走去了。

我的心沉重得厲害。我拿起寫好的那堆材料重看了一遍，似乎今天我才感到這類事情的嚴重性。

從這以後，那雙嚴峻的目光似乎總也離不開我，那幾句話也總衝擊著我的心：“是你的，你推不掉！”“應當實事求是！”“用事實和行動而不是用嘴巴來說明自己的進步！”我覺得自己正處在一個無法抗拒的衝力面前。是的，這是一種不追究到底誓不罷休的衝力。就是由於這股衝力，一九三五年殺害方誌敏的劊子手藏在深山中也沒能逃脫掉。我覺得在這股衝力面前，日寇在東北的罪行必將全部結算清楚，偽滿大小漢奸的！日賬都無法逃掉。

這天是星期日，我在院子裡晾曬洗好的衣服，忽然看見大率和小瑞。還有一位所方幹部從遠處走過來。他們三個人在花臺附近立了一會兒，分手走開了。小瑞向我晾衣服的地方走來，我想跟他招呼一下，他卻看也不看我一眼，一直走了過去。我不禁狐疑起來：“這是怎麼回事？難道——他們真往絕處走嗎？”

我回到屋裡，找出了一些舊報紙，專挑上面關於寬大處理三反、五反案件的訊息和文章來閱讀。看了一陣，老王過來說：

“你幹什麼？研究五反？”

“不研究了。”我放下報紙，下了決心，“我想起過去的一些事，以前認識不到它的性質，現在看起來正是罪惡，把這些寫到感想裡你看好不好？”

“怎麼不好？當然好啦！”他又放低聲音說：“再說政府掌握咱們很多材料，還是先說了好。”

我拿起筆來了。在這份學習感想中，有一段的大意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離不開利用封建和買辦的勢力，我的經歷就是個典型例子。以我為招牌的封建勢力在復辟的主觀幻想下，勾結日本帝國主義，而日本帝國主義則用這招牌，把東北變成了它的殖民地。我把在天津張園、靜園的活動，我把我那一夥人與日本人的關係，以及我和土肥原見面的詳情，原原本本地寫了出來。

兩天之後，組長老王告訴我，所方看到了我寫的東西，認為我有了重大的進步，值得在本組裡表揚。

“拿出一件真正的物證，比說一萬句空話還有用。”幹過“法官”的老王說。

我的前半生……八　糊紙盒

八　糊紙盒

一九五二年末，我們搬出了那所帶鐵欄杆的房子，住進房間寬敞的新居。這裡有新板鋪，有桌子、板凳，有明亮的窗戶。我覺著所長說的“改造”，越發像是真的，加上我交代了那段歷史之後，不但沒受到懲辦，反而受到了表揚，於是我便開始認真地學習起來。我當時的想法，認為改造就是念書；把書念會了，把書上的意思弄明白了，就算是改造成功了。我當時並沒有想到，事情並不這麼簡單；改造並不能僅僅靠唸書，書上的意思也並不單靠念一念就能明白。例如對於《什麼叫封建社會》這本書，是我早在一九五○年底到一九五一年初念過的，但是如果我沒有經過那一段勞動（生活和生產方面的勞動），我到現在也不會明白封建制度造了什麼孽。什麼叫封建社會？我在唸了那本書的兩年多之後，即一九五三年春天糊紙盒的時候，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一九五三年春，所方和哈爾濱一家鉛筆廠聯絡好，由犯人們包糊一部分裝鉛筆的紙盒。從這時起，我們每天學習四個小時，勞動四個小時。所方說這是為了調劑一下我們的生活，又說，我們這些人從來沒勞動過，乾點活兒，會對我們有好處。這句話對我的特殊意義，是我當時完全意識不到的。

我從前不用說糊鉛筆盒，就是削鉛筆也沒動過手。我對鉛筆的有關知識至多是記得些商標圖案——維納斯牌是個缺胳臂的女人，施德樓牌是一隻公雞等等；我從來沒留心它的盒子，更不知糊一個盒子要這麼費事。我糊了不大功夫，起先感到的那點新鮮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