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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奇心。我有生第一次出去滿足這種好奇心，是到我父親的北府，第二次是借探病為名去看陳寶琛。我對他們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很羨慕。後來我在天津，從西餐館和外國娛樂場所觀察過那些“高等華人”，覺得他們可能比我“自由”，但是不如我“尊貴”，我不太羨慕他們，但好奇心仍在。在偽滿，只顧擔憂，不大好奇了。回國之後，起初根本沒想過這類問題，別人如何生活，與我無關，後來我感到前途明亮起來，這個問題又對我有了現實性，所以在這次參觀中，我特別留心了這個問題。結果是，勾起了我無數回憶，心中起了無限感慨。

獲得印象最深的是在哈爾濱。哈爾濱兒童公園裡的兒童鐵道，使我想起了跟螞蟻打交道的童年。我從兒童醫院的嬰兒出生統計和保健情況上，看出了這在當年清朝皇族家庭中，也是不可企望的。我坐在哈爾濱太陽島的條椅上，遙望江中的遊艇，聽著草地上男女青年們的手風琴聲和唱歌聲，想起了我前半生的歲月。我不但沒高興地唱過，就連坐在草上曬曬太陽的興致都沒有，更不用說是隨意地走走了。那時我擔心廚子賺我的菜錢，擔心日本人要我的命……而這裡，一切都是無憂無慮的。在我前面幾丈遠的水濱上，有個青年畫家在專心致志地寫生。我們坐在他身後，一直就沒看見他回過一次頭。他的提包和備用的畫布都堆在條椅腳下，根本沒有人替他看管，他似乎很有把握地知道，決沒有人會拿走他的東西。這樣的事，在舊社會里簡直不可想象，而在這裡卻是個事實。

這也是一個事實：公園裡的電話亭裡，有一個小木箱，上面貼著一張寫著“每次四分，自投入箱”的紙條。

據一個同伴說，太陽島上從前有個俱樂部，上一次廁所都要給小費的。但是現在，家裡人來信說，你無論在哪個飯館、旅店。澡堂等等地方，如果給服務人員小費，那就會被服務員看做是對他們的侮辱。這也是事實。

在哈爾濱最後幾天的參觀，我從兩個地方看出了世界上兩類人的不同。一個地方是日本七三一細菌部隊造過孽的平房區，另一個地方是東北烈士館。

二次大戰後，日本出版了一本《七三一細菌部隊》，作者署名秋山浩，是七三一部隊的成員，寫的是他在部隊時，從一個角落上所看到的事情。據書上說，這是一座周圍四公里的建築群，主樓比日本丸之內大廈大四倍，裡面有三千名工作人員，養著數以萬計的老鼠，擁有所謂石井式孵育器四千五百具，用鼠血繁殖著天文數字的跳蚤，每月生產鼠疫病菌三百公斤。“工場”裡設有可容四五百人的供試驗用的活人監獄，囚禁的人都是戰俘和抗日愛國的志士們，有中國人，蘇聯人，也有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這些人不被稱為人，只是被他們叫做“木頭”。每年至少有六百人被折磨死在裡面，受到的試驗令人慘不忍聞：有的被剝得淨光，在輸進冷氣的櫃子裡受凍傷試驗，舉著凍掉了肌肉只剩下骨頭的手臂哆嗦著；有的像青蛙似地放在手術檯上，被那些穿著潔白的工作服的人解剖著；有的被綁在柱子上，只穿一件小褲衩，忍受著細菌彈在面前爆炸；有的被喂得很肥壯，然後接受某種病菌的感染，如果不死，就再試驗，這樣一直到死掉為止……

那個作者在七三一部隊時聽說，培養這些病菌，威力可超過任何武器，可以殺掉一億人口，這是日本軍人弓！以自豪的。

在蘇聯紅軍進逼哈爾濱的時候，這個部隊為了消滅罪證，將遺下的幾百名囚犯一次全都毒死，打算燒成灰埋進一個大坑裡。由於這些劊子手過於心慌，大部分人沒有燒透，坑裡埋不下，於是又把半熟的屍體從坑裡扒出來，分出骨肉，把肉燒化，把人骨用粉碎機碾碎，然後又用炸藥把主建築炸燬。

不久以後，附近的村莊裡有人走過廢墟，看到一個破陶磁罐子裡盡是跳蚤。這人受到了跳蚤叮咬，萬沒想到，劊子手遺下的鼠疫菌已進到他的體內。於是這個村莊便發生了鼠疫。人民政府馬上派出了醫療大軍進行防治搶救，可是這個一百來戶的村子還是被奪去了一百四十二條性命。

這是我訪問的一個社員，勞動模範姜淑清親眼看到的血淋淋的事實。她給我們講了這個村子在偽滿時期受過的罪之後，說：“日本小鬼子投了降，繳了槍，人民政府帶著咱過上了好日子，有了地，給自個兒收下了莊稼，大夥高高興興地都說從這可好了，人民政府領導咱們就要過好日子了，誰知道小鬼子的壞心眼子還沒有使完，走了還留下這一手！狠毒哪！”

“人活在世上，總應該做些對人類有益的事，才活得有意義，有把握。”

這是有一次所長說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