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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這就是應當讓丘吉爾進入政府的理由。我瞭解他過去的保守黨朋友對他的仇視情緒，也知道，如果讓丘吉爾在政府裡任職，我要冒很大的風險。當丘吉爾的政敵聽到我的打算時，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那種瘋狂勁頭，完全出乎我的預料，在幾天內就發展到如此地步，內閣籠罩著危機，政府本身的存在受到威脅。我承受了這一切風險。儘管我偶爾後悔我的自信，但我依然相信自己是對的。我的同事們有些猶豫，我還是堅持己見，因為丘吉爾對政府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為了戰爭的勝利需要大量的軍需品，他使軍需品的供應不斷增加。”

勞合—喬治最後說：“丘吉爾的前途取決於他以後能否使人相信，他不僅勇敢，而且謹慎。”

就像丘吉爾在任商務大臣時那樣，他現在不得不辭去丹迪市的議席，再參加補缺選舉以求重新當選。由於兩大政黨間的競選戰已告暫停，所以與丘吉爾競爭的只有反戰的禁酒主義者埃德溫·斯克林傑。丘吉爾在丹迪市發表了幾次演講，他強調自己是主戰派，對取得戰爭勝利有堅定信心。“如果說在這個島國的歷史上，不列顛有一段堅如磐石的時期的話，那就是現在。”他要求選民們不要為次要的爭議，比如說為禁酒而迷失方向。他嘲諷對手“打算同德國媾和，以阻止在蘇格蘭進行的酒類買賣活動”。他的妻子克萊門蒂娜在他因公務必須返回倫敦時，代替他在集會上發表演講。結果，丘吉爾以超出對方近3倍的優勢輕而易舉地當選。

軍需大臣不是戰時內閣成員，不能參加重大政策的制訂，所以丘吉爾曾私下抱怨說，他只是“執行戰時內閣命令的小夥計”。但是這個“小夥計”卻領導著一個約12000人的龐大組織機構，並使英國大部分工業部門高速運轉。丘吉爾的前任們由於只沉溺於“煩瑣的和並不重要的瑣碎事務之中”，都未能對該部的各個部門實施有效的管理和協調，導致了嚴重的混亂局面。丘吉爾的老朋友喬治·裡德爾等人事先提醒他說，軍需部絕大部分“身居領導地位的人”都不怎麼聽指揮，因此必須對軍需部進行較大改革，需要設立某種執行委員會來控制該部的50個下屬機構。丘吉爾到任後很快也得出了相同看法。於是他建立了軍需委員會，由10餘名成員組成，其中大半是實業家，由他們每人分管幾個部門。他把埃迪·馬什召來任私人秘書，又把原海軍部的秘書格雷厄姆·格林和詹姆斯·馬斯特頓·史密斯請來負責軍需委員會的秘書處工作，很快就理順了軍需部內的關係，使各項工作順利地開展起來。他在9月初寫給勞合—喬冶的信中說：

“這是一個令人非常愉快的部門，幾乎與海軍部一樣富有意義，其最大的優點在於，既無須與海軍將領爭執，又不必與德國兵作戰；我為能同所有這些聰明的實業家在一起而感到高興，他們正在竭盡全力幫助我。同能幹的人們在一道工作十分高興。”

但是矛盾仍然存在。因為在當時的體制下，軍需部只負責陸軍的軍需生產，海軍部則控制著海軍的後勤供應，這意味著有“兩個軍需部，為自成體系的不同軍種服務。雙方在勞力與原料這個越來越狹小的領域內相互競爭與衝突”。在與海軍部的衝突中丘吉爾佔盡優勢，因為他精通海軍知識，批評能切中要害，而當時的海軍大臣埃裡克·格迪斯爵士卻只是一個新手。為了平息雙方的矛盾，戰時內閣成立了一個戰時優先配給委員會，由史末資將軍主持工作，負責在有競爭的部門之間確定物資的分配和運送辦法。史末資將軍是南非總理，是丘吉爾在任海軍大臣時敦促下才進入戰時內閣併成為內閣核心成員的。

軍需部面臨的另一個重大問題是勞資糾紛和熟練工人與非熟練工人之間的矛盾。針對熟練工人的強烈不滿情緒，丘吉爾要求並促成戰時內閣給滿一定工作年限的熟練工人以12．5％的較大幅度提高工資。就連一貫堅持批評政府的政治上的反對派、工黨下院議員W·C·安德森也稱讚丘吉爾，說他在“處理各種勞工問題的工作中”表現出“勇氣和豐富的想象力”，使“情況得到顯而易見的改善”。然而，勞資關係的緊張卻導致了許多工廠的工人罷工。1918年6月，倫敦聯合飛機制造公司因資方解僱工會代表而舉行罷工。在丘吉爾的干涉下，資方被迫同工人達成了妥協。7月下旬，考文垂的工人又以公司僱用非熟練工人侵犯熟練工人的權益而罷工。軍需部的工會諮詢委員會經調查，認為情況並非如此；但工人們不聽勸告，堅持罷工。“當工人的秩序混亂危及武器生產的效率時，丘吉爾的態度很嚴厲。在即將出現連續罷工時，他事先得到勞合—喬治的支援，威脅工人說，如果罷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