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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到唐寧街11號他的官邸裡進行討論。據格里哥回憶，凱恩斯認為：如果恢復金本位制，財政缺口將比預料的要大得多，只能靠降低價格水平才能彌補，而這又將導致失業和罷工。財界代表則認為，凱恩斯誇大了不利情況；這些不利因素將是短期的，將會被銀行業、保險業和航運業的長遠利益所抵銷。丘吉爾被與會的大多數人對恢復金本位制持支援態度所打動。後來他和諾爾曼與首相舉行會晤，一致同意在新的財政預算報告中出臺恢復金本位制的政策。

1925年4月28日，丘吉爾在下院作了他的第一個財政預算公佈演說。他宣佈恢復金本位制；降低所得稅、增收喪葬稅和各種間接稅；恢復徵收麥肯納稅。同時，他宣佈實施對孤兒寡母的救助計劃，將發放養老金的年限從70歲降為65歲。固然這後兩項措施是早已包括在內維爾·張伯倫提議的保守黨競選綱領中，但就連張伯倫本人也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他的計劃。我們曾保證要做這些事情，但我認為，要不是他把這些事情列為預算計劃的一部分，那我們今年就不會實際去做這些事。就我的看法而論，由於他的首創精神和幹勁，他個人應得到特殊的榮譽。”

張伯倫還認為丘吉爾這篇持續了兩個半小時的演說“是一次絕妙的表演”。前工黨財政大臣菲利普·斯諾登雖然把丘吉爾的預算斥之為“迄今所公佈的最壞的富人預算”，即種種計劃和措施基本上只對中上階層有利，但斯諾登也承認“這是一次伶牙俐齒和巧言善辯的巨大勝利”。自由貿易的擁護者們則發現，長期以來被他們視為旗手的丘吉爾，此時已背叛了他們的事業。

由於恢復金本位制“需要採取一種極其嚴格的債務償還政策”，壓縮政府經費開支就成為一種必然。丘吉爾在上任之初就曾向鮑德溫提出，必須限制軍費開支。此時，他更加堅決地對增加海軍和空軍預算的計劃提出了批評。他對首相說，制定海軍經費計劃的“基點應放在最近20年內不可能同一流的海軍大國發生海戰上”。他認為，德國海軍已被摧毀，美國海軍沒有敵意，日本與英國仍是盟國，無論近期還是將來都不可能進行戰爭，而其餘的則不足為慮。他甚至提出應打消在新加坡建立海軍基地的想法，而這正是他以前攻擊工黨政府的理由。

由於丘吉爾對海軍問題特別熟悉，所以他把為海軍“在內閣進行殊死鬥爭”的海軍大臣逼得難以招架。第一海務大臣比蒂曾寫信給妻子說：“我們遭到這屆政府的嚴重打擊……，實際上我們在海軍做事比工黨政府執政時期還要困難。當然，賬要算到身為財政大臣的溫斯頓身上，他發瘋似地節約開支。”問題最後提到帝國防務委員會上，而該委員會的結論傾向於同意丘吉爾的判斷。這使海軍大臣布里奇曼和比蒂處境更為困難，兩人拒絕輕易廢止海軍建設計劃，鬧得幾乎瀕於辭職。鮑德溫出於避免不利政治影響的考慮，親自出面為雙方進行調解以找出妥協的解決辦法。結果決定，海軍計劃大部分可以接受，但應儘量採取節約措施並把部分經費緩至下半年撥付。這樣總算平息了事端。

空軍方面，由於得到了空軍大臣塞繆爾·霍爾爵士和空軍元帥特倫查德的較好合作，削減擴軍計劃時未產生大的矛盾。這樣，丘吉爾在壓縮軍費開支方面的工作收到了一定實效，使他得以貫徹執行債務償還計劃和維持較低的所得稅徵收水平，也就使恢復金本位制的政策得以順利推行。

金本位制為英國財界帶來了巨大的好處。據統計，這一政策為英國財界獲得了大約十億英鎊的額外收入。但從根本上看，這一做法卻是錯誤的，因為它對英國工業和工人階級都是一個沉重打擊。經濟學家凱恩斯作過統計，這一做法使得英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提價12％，而提價使商品缺乏競爭力。這就使當時英國工業為適應已發生變化的世界貿易格局所做的調整工作增加了困難。為消除這12％的提價，英國廠商就得削減工資、加大勞動強度，這樣又導致失業和罷工。到了1931年，金本位制再也堅持不下去了，英鎊被迫實行再次貶值。

後來凱恩斯出版了一本題為《丘吉爾先生經濟政策的後果》的小冊子。書中問道：“為什麼丘吉爾犯了如此愚蠢的錯誤？……大概，部分原因是，他缺乏不致犯錯誤的洞察力；部分原因是，他沒有主見，聽從了財界的大喊大叫的要求，而首先還是他的專家們把他搞糊塗了。”人們認為，凱恩斯的觀點是正確的，但他對丘吉爾的“譴責未免太過份了”。丘吉爾當然要負很大責任，但責任卻不應由他一個人來負，因為“他在這方面的行動從一開始就受到三大政黨的首席財政發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