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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了。繼職業介紹所法和失業保險法之後，丘吉爾還提出了船舶運輸、電力照明和保險公司等法案。

丘吉爾和勞合—喬治代表了自由黨中主張徹底進行社會改革的那部分人。他們是從自由黨的根本利益出發來考慮社會改革問題的；他們的政治戰略思想是“預先想到工人階級的要求”，以便讓工人群眾明白，他們能夠比工黨更多地為工人階級帶來好處。

在1909年間，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兩件事，一是政府內部關於海軍建設計劃的政策分歧，一是勞合—喬治編制的財政預算以及對新稅法的爭議，而這兩件事情則又是相互關聯著的。

丘吉爾對國家防務開支問題極為關注。他在對軍隊的地位作用的認識上繼承了父親倫道夫勳爵的觀念，因而在反對陸軍預算的態度和策略上也與其父一脈相承。他認為，陸軍不應考慮在歐洲大陸進行戰爭，不能以此為目標進行備戰；若單純考慮殖民地事務的軍事需要，則陸軍的力量已有富餘。因此，一年節約100萬英鎊以上的軍費開支是完全可能的。為此，他竟為陸軍部制訂了一個詳細的改革計劃併力圖說服內閣予以接受。由於遭到陸軍大臣霍爾丹的抵制，丘吉爾未達到目的。

在海軍的財政預算問題上，丘吉爾與勞合—喬治看法相同。他們都對英國將與德國開戰的憂慮持懷疑甚至嘲笑態度，因而堅決反對海軍大臣雷金納德·麥肯納向內閣提出的在1909—1910年建造6艘“無畏號”型戰列艦的海軍預算方案。首相阿斯奎斯曾對妻子抱怨說：勞合—喬治和丘吉爾“正隱晦地暗示辭職（這是廢話）……，有好幾次我都想立即將他倆撤掉”。後來，內閣於1909年2月勉強達成協議，即按照先前的計劃只建造4艘“無畏號”型戰列艦；如果形勢發展表明確有增加的必要，則可再建造4艘。其後不久即有情報說，除德國外，其盟國奧地利和義大利也在建造“無畏號”型戰列艦。在這種情勢下，爭論的雙方都同意建造8艘了。

身為財政大臣的勞合—喬治根據新情況，提出了增加海軍經費和社會改革撥款的財政計劃。因為這項計劃涉及到對財產，尤其是對地產徵收新稅的問題，並特別提出養老金不應具有捐助的性質，故而引起了富有的權貴們的不安，並對這項計劃提出了批評。但勞合—喬治的計劃贏得了自由黨內多數人的支援，起到了促使該黨主要力量恢復團結的作用，令自由黨重新獲得了政治上的生機。丘吉爾自始至終與勞合—喬治站在一起。勞合—喬治的計劃中的有些內容，比如建立發展基金，用於諸如植樹造林或修建道路等財政專案，以便為週期性經濟蕭條時期提供額外的就業機會，就與丘吉爾1908年3月向阿斯奎斯提出的計劃完全一致。顯然他們曾就此交換過意見。同年10月，丘吉爾在丹迪市發表演說，提出設立“平衡機構”來調節勞動力市場，這就將勞合—喬治的計劃闡述得更為具體清楚了。

保守黨在下院春末和夏天的會期中，逐條批駁了勞合—喬治的財政計劃。11月，他們憑藉在上院的多數地位，否決了勞合—喬治的財政預算。但是保守黨的這一做法極不明智，因為在英國的政治傳統中，長期以來上下兩院已經形成了一條不成文的默契，就是上院不得否決下院已經透過的財政預算。保守黨的行為，打破了250年來的英國政治傳統，自由黨人認為這是對英國立憲準則和立憲傳統的破壞，這將使自由黨在未來的大選中處於有利的地位，他們可以利用“貴族反對平民”這一口號來爭取選民們的支援。1909年12月，下院透過了一項決議案，譴責上院破壞憲法並篡奪了下院的權利。緊接著，政府解散了下院，定於1910年1月舉行大選。

但是，這一次卻輪到自由黨人犯錯誤地判斷形勢的過失了。本來，自由黨完全可以依靠在下院的多數來開展反對上院的鬥爭，但他們卻希望透過大選得到選民們的肯定，而選民們則判定自由黨人失敗。1910年2月9日的大選結果表明，自由黨在大選中失去了不少席位，由原來的400多席減少到275席，而保守黨則由原來的157席上升為273席。此外，愛爾蘭民族主義者獲82席，工黨獲40席。自由黨在下院失去了多數地位，政府依靠愛爾蘭人和工黨的支援才得以維持生存。

丘吉爾在丹迪市的競選中獲得了成功。他與工黨議會黨團領袖亞歷山大·威爾基結成競選聯盟，共同對付兩名保守黨人。丘吉爾仍然像往常一樣，極精心地準備自己的演講，蒐集和選擇大量的材料和數字支援自己的論點，並能準確地抓住保守黨的弱點進行攻擊。為了保證蘭開夏郡和柴郡的選民們不致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