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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遠，不知所對，只好保持長時間沉默。這種態度對主張聯合英法的李維諾夫是個沉重的打擊。5月3日，莫斯科宣佈解除李維諾夫的職務，改由總理莫洛托夫兼任外交人民委員。這一人事變動，標誌著蘇聯外交政策的轉變。5月4日，丘吉爾敦促政府對蘇聯建議作出反應。他評論道：“最重要的是不要失掉時機。……我們不僅必須接受同俄國的充分合作，而且必須使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這三個波羅的海國家參加這個大聯盟。……沒有俄國的積極幫助，就無法維持一條反納粹侵略的東戰線。阻止希特勒對東歐的圖謀，是同俄國的利益有著密切的關係的。現在仍然有可能把波羅的海到黑海之間各個國家和民族聯合成一個堅固的陣線，以反對新的暴行或侵略。”

5月8日，英國政府終於對蘇聯政府4月16日的建議作了答覆。此後兩國間進行了艱難的談判，但很長時間都毫無進展。5月19日，下院就這個問題進行辯論，勞合·喬治、艾登和丘吉爾都作了發言，敦促政府與蘇聯簽訂平等的、內容廣泛的協定。工黨領袖艾德禮和自由黨領袖辛克萊也都發言說明了與蘇聯結盟的必要性。但張伯倫的態度則輕蔑而冷淡。

在英國與蘇聯談判的同時，德國與義大利兩國外長在科莫會談並於5月22日簽訂了所謂的“鋼鐵盟約”。5月30日，德國外交部打電報給其駐莫斯科大使說：“與我們過去計劃的政策相反，現在我們已經決定和蘇聯進行明確的談判。”就在同一天，莫洛托夫發表演說，指出英國與蘇聯的根本分歧。由於芬蘭和波羅的海國家對蘇聯心存疑慮甚至恐懼，波蘭和羅馬尼亞也不打算接受蘇聯給予直接的和有力的保證，談判最終未取得任何結果而失敗。蘇聯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與德國進行談判並最終於1939年8月23日與之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丘吉爾後來評論道：“這一事實標誌著幾年以來英法兩國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手段的絕頂失敗。”

這些結果並不出乎丘吉爾意料之外。在此期間，他只有盡力為鞏固英法聯盟而活動。7月14日，他應法國政府之邀參加了法國的國慶節以及為紀念攻陷巴士底獄150週年舉行的專門慶祝活動。8月15日，丘吉爾再次來到法國，到萊茵河扇形戰區前線進行了10天考察，與甘末林將軍和喬治將軍時常在一起研討軍事問題。回英國後，他將考察中的札記整理出來送給了陸軍大臣，其中寫道：

“德國在攻擊波蘭前，不必進行軍隊動員。……到目前為止，一般認為，希特勒似應等到阿爾卑斯山地區降雪，使墨索里尼可以利用冬季的掩護時才會有所行動。在9月初的兩星期中，甚至早些時候，這些條件就會具備。……所以9月的上半月，看來是最危急的時期。”事實再一次證實了丘吉爾的準確預見。因為波蘭政府拒不按照希特勒的要求派一名全權代表到柏林去討論他提出的條件以解決問題，希特勒認為德波關係“最近幾星期內已變得難以容忍了”。在與蘇聯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後，希特勒感到，“俄國的善意態度已有確定的保證。尤其重要的是，現在如果發生衝突，就不再會有由羅馬尼亞方面來的任何攻擊的可能了”。於是，希特勒“決心用武力來解決問題”。8月31日，希特勒發出了“第一號作戰指令”，命令德軍“對波蘭進攻應按照‘白色方案’執行”。9月1日拂曉4點45分，150多萬德國大軍突破波蘭防線，分三路向華沙推進。9月2日，英國下院爆發辯論，議員們要求政府履行對華約的義務。9月3日，張伯倫在下院發表演講說：“今天是我們大家最感到痛心的日子，但是沒有一個人會比我更為痛心。在我擔任公職的一生中，我所信仰的一切，我所為之工作的一切，都已毀於一旦。現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鞠躬盡瘁，使我們必須付出重大代價的事業取得勝利，……我相信，我會活著看到希特勒主義歸於毀滅和歐洲重新獲得解放的一天。”但是，張伯倫最終並沒有看到這一天。1940年11月9日，他帶著遺憾和絕望與世長辭了。就在9月3日上午11點，對德國發出的最後通牒時限剛過，英國對德宣戰並宣佈全國進入戰爭狀態。震驚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宣告了張伯倫的綏靖政策的徹底破產。

丘吉爾傳……六　臨危受命

六　臨危受命

1939年3月德國佔領捷克以後，英國國內要求成立聯合政府的呼聲日益高漲。有些人認為這樣做可以表明英國人同心協力，舉國一致的姿態，或許會令希特勒在戰爭面前知難而退；也有些人認為，既然戰爭不可避免，就應該將包括反對派在內的傑出領導人延攬入內閣。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