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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的《職業介紹許可證》和工商部門頒發的《營業執照》，並且兩者缺一不可。採訪中，小李向筆者透漏一個非常有效的方法：可以透過學長打聽一下這家中介的情況，一般大學高年級的學生要比低年級的學生識別能力強一些，並且他們的同學做兼職的也多，可以透過學長的介紹來找兼職，這就比自己靠廣告上的電話號碼和中介校園代理的介紹找兼職要可靠得多。

雖然大學生在校期間還是要以學業為主，但是兼職也幾乎成了現代大學生的“必修課”，怎樣順利跳過非法中介的各種兼職陷阱，不是筆者在這裡三言兩語說說就能避免的，更重要的，是大學生在具體實踐中把握好尺度，只有增強自我保護意識，才能在兼職中“財能雙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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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財政部聯合釋出了《高等學校學生勤工助學管理辦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校外用人單位用學生勤工助學，須向學校學生勤工助學服務組織提出申請，提供法人資格證書副本和相關的證明檔案。經稽核同意，學校學生勤工助學管理服務組織推薦適合用人單位工作要求的學生參加勤工助學的活動。

中國城市街頭的“釣魚族”（1）

（一）年輕的“釣魚族”

你可見到在立交橋洞或站或蹲、在車站花園或坐或臥，身前立一小牌，上寫“瓦工”、“木工”、“油漆工”或者“電鑽工”等的這類人群？他們是城市裡露天“釣魚族”，在等待那些“有錢的魚”僱傭他們做活，這是一個被社會邊緣化的群體，他們的生存狀態如何？

殷謙在調查的過程中，發現“釣魚族”從年齡上來分，有兩個群體，40歲以下為年輕的“釣魚族”，40歲以上為中、老年的“釣魚族”。由於兩者的經歷、面對的實際困難不同，狀況也截然不同，殷謙就採訪的先後順序，先來敘述年輕“釣魚族”的辛酸處境。

“釣魚族”的憤怒

憤怒之一：城裡有些人瞧不起農村人

王毅，男，30歲，在“釣魚族”的行列中做的是木工。

“我原本是在山東高密老家種地生活的，因為想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而來到青島。我一來青島就加入了‘釣魚族’，等待那些‘有錢的魚’來僱傭我，但是我這樣的想法實在是有點妄想。我們每天帶著牌子來，但是僱主不多，活兒少，掙不到幾個錢。幹活的時候，我最大的感受是我們農村人受城裡人的歧視，有些城裡人就是覺得我們帶有濃厚的‘小農意識’，對我們指手劃腳的，甚至一轉身就罵一句‘土包子’，其實我們只是想把活做好，但是城裡人對我們的一舉一動都不放心。”

這位樸實的“釣魚族”講到受歧視的問題，眼睛裡充滿了委屈，在我和他的交談中，正好走過來了另外一位年齡在25歲左右的年輕人聽到了談話的內容，他氣憤地說：“是呀，城裡有些人有時太過分了，樹要皮，人要臉，我有時真是恨不得把做活的工具砸到他們嘴上。”這些話雖然是有點粗魯，但是人的尊嚴是最起碼的內心需求，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提倡多年了，城鄉歧視現象還這麼鮮活的存在，到底是農村人沒有素質？還是城裡人沒有素質？

憤怒之二：裝修公司和中介公司的壓錢

施浩，男，27歲，初中畢業。

“我起初是在哈爾濱老家做粉刷工，給一間房粉刷兩遍才賺2元錢，根本連溫飽也滿足不了，後來，我加入了哈爾濱失業群體自發組織的一個裝修隊，可是一天連兩個活都接收不了，掙個二三十塊錢就是很好的了，我想著哈爾濱的裝修市場不景氣，就有意到其他城市裡闖一闖，於是在朋友的介紹下，我到了青島。現在來青島有五六年的時間了。最初青島有一家裝修公司讓我承包了一個活，讓交兩萬元的押金，我找了一大批老鄉把活做好了，公司就是挑毛病，不給大家工資，我沒辦法，自己掏錢還，後來公司解體了，兩萬元的押金中還有五千塊拿不出來，公司說沒錢了也不解決，一直拖欠到現在。我去找過派出所和勞動保障部門請求協調，兩者互相推脫責任，最後不了了之。有些中介公司也給介紹活幹，但是壓錢壓的厲害，活做好了，錢不能保證及時發，還經常要挑刺扣錢。我現在對什麼公司都不信任了，公司不講信用，政府也不替我們說話，我只有自己出來找點活幹了。”說到這裡，我觀察到施浩掩飾了想發火的表情，雖然年紀輕輕，他已經磨得沒有什麼脾氣了。

“釣魚族”的無奈

我在採訪過程中，年輕的“釣魚族”有兩大無奈。一個看起來還不到二十歲的小青年告訴我，僱主對粉刷牆壁的質量要求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