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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這僅僅是開始。軍事上，美國擁有不容置疑的海上和空中優勢，1949年8月又佔據了絕對核壟斷地位，之後擁有了長期且毫無爭議的軍事技術優勢。美國的鄰國都很弱小，不具威脅。它的對手都很遙遠，戰略影響力有限。

實力與富足，富足與自由（4）

對普通美國家庭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結束了大蕭條年代。那些害怕戰時繁榮會隨戰爭煙消雲散的想法，被證明毫無理由。相反，向和平過渡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經濟景氣。1948年，美國的人均收入比英國、法國、聯邦德國和義大利人均收入總和還高1/4。1939～1945年間，美國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60％。戰時經濟擴張實際上降低了經濟不平等。更多的收入與噴薄湧出的需求一起創造了龐大的國內市場，使美國的工廠忙個不停，創造了充足的就業機會。結果，戰後一段時期成了美國中產階級的黃金年代。

戰後美國不是烏托邦，遠遠不是。即使處於慷慨的時代，很多人，首先是非裔美國人，也不知道自由和富足是什麼。緊隨美國海外擴張的是擴張的又一版本，它在國內展開。這個故事講的是一部分美國人爭取獲得完全公民權並最終達到目的，於是隨著時間推進，自由不再是少數人的特權，而是多數人與生俱來的權利。這也是一部充滿歧義的戲劇性傳說。

誰應該享有公民特權？1776年流行的答案（白人男性世襲權所有者）從來就不讓人滿意。透過傑斐遜的筆端，《獨立宣言》讓這一狹隘的定義再也站不住腳。要求修改公民權概念的壓力幾乎馬上就浮現了。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在這個方面取得的進步雖然真實，但是斷斷續續。在戰後經濟景氣年份，尤其是在20世紀60年代，水閘開啟了，障礙消除了。自由的範圍大幅拓寬。被邊緣化為“二等公民”的美國人比例顯著降低。

許多美國人懷念20世紀60年代，認為那是“自由10年”（Freedom　Decade），這是有充分理由的。雖然現代民權運動的發端早於那個時間，但正是在那個時候，種族平等運動實現了巨大突破，1963年開始了“華盛頓行進”（March　on　Washington），馬丁？路德？金髮表了《我有一個夢》的演說。婦女和同性戀者也開始效仿。1966年成立的全國婦女組織標誌著女權鬥爭再次興起。1969年，紐約市的“石牆風暴”（Stonewall　Uprising）掀起了同性戀者權利運動。

這些成就的政治功勞應當歸於左派。富足在不小的程度上也是依靠戰後美國“全球領導地位”來維持的，並使自由在國內擴充套件成為可能。為了反擊蘇聯有關美國種族主義和虛偽的指控，在美國國內推進自由成了一個戰略方向。可是，因為有了進步的政治激進主義，可能才變為現實。

以黑人、猶太人、婦女、亞裔、西班牙裔、普通上班族、同性戀者、殘疾人等群體為例，平等享有憲法權利的推動力來自左翼人士、自由派和軟心腸的支持者。說到確保每個美國人享有同等待遇，現代保守主義的貢獻幾乎為零。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如果馬丁？路德？金依靠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和《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與種族隔離現象鬥爭的話，那麼吉姆？克勞①（Jim　Crow）現在依然會活得好好的。

給予傳統上處於邊緣地位的人自由，構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政治的核心主題。面對這些成就，有些人認為成功部分來源於美國正在同時尋求全球領先地位，但這不會降低促成這一成就的人的功績。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20世紀60年代，海外實力更強意味著國內更加富裕，反過來會為更大自由鋪平道路。推動種族平等、婦女權利的改革派，負責德國、日本戰後復興的官員，要求把波斯灣納入美國勢力範圍的石油高管，以及敦促採購昂貴新武器的國防專案承包商們，結成了默契聯盟。

20世紀50年代，非正式美利堅全球帝國的形成，不是為了造福少數人的陰謀的結果。戰後外交政策的合法性，源於一種被廣泛接受的看法，即在海外運用實力是為了促進國內形成更為完美的團結。在這種意義上，柯蒂斯？勒梅（Curtis　LeMay）將軍的核打擊部隊戰略空軍司令部（既是美國實力的象徵，也是戰後軍事工業聯合體的核心部分）幫助創造了條件，貝蒂？弗裡丹（Betty　Friedan）的全國婦女組織才得以出現。

正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