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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作出多大努力，由於這個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希望薩達姆消失，但他還活著，於是許多身居華盛頓的人（共和黨人和*黨人、政客和專家）共同努力，形成了一股狂亂的熱潮。對那些狂熱的人來說，薩達姆蔑視美國使他成為一個重大威脅，只要他還活著，就是令美國無法忍受的侮辱。

1998年，反薩達姆遊說團體操縱國會透過了《伊拉克解放法案》，宣稱它是“美國致力於把薩達姆？侯賽因趕下臺並用*政府取而代之的政策”。這項法案在參議院獲得一致透過，在眾議院以360比38票獲得多數票透過，授權拿出1億美元用於實現這個目標。

10月31日，克林頓總統按時簽署這項法案，使之成為法律，並發表了一篇宣告，支援所有伊拉克人的自由事業。“有些人認為由於伊拉克的歷史、民族和派別構成，這個目標不可能實現，我堅決拒絕這種觀點，”這位總統說，“伊拉克人和其他人一樣嚮往並且應該得到自由。”

所有這些不必要的空戰和荒謬輕浮的立法，都是在逢場作戲。伊拉克前線的現實情況則是另外一回事兒。

聯合國授權、由美國及其盟國實施的制裁措施讓薩達姆日子不好過，限制了從伊拉克石油中抽取的資金，但其主要效果是讓不幸的普通伊拉克人更加不幸。聯合國兒童基金會1996年的一份報告估計有近50萬伊拉克兒童死於制裁。在被要求作出評論時，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甚至沒對這個數字表示懷疑。相反，她回答道：“我認為這是一個艱難的選擇，但是這個代價……我們認為這個代價是值得的。”

無疑，奧爾布賴特後悔講了那麼愚蠢的話。但是，她的話抓住了美國波斯灣政策的本質，尤其是在對美國實力的信心達到極點之時。其實，美國與薩達姆建立了夥伴關係，強加給伊拉克人民巨大的苦難。可是，在克林頓時代，消費者享有低油價，大量使用便宜的亞洲進口商品，美國人民經歷了長達10年的富足，其他人為此付出的代價則無關緊要。

比爾？克林頓的伊拉克政策在戰略上誤導世人，在道義上不可原諒，如同約翰？F？肯尼迪在20世紀60年代針對古巴的顛覆和破壞活動一樣魯莽，如同理查德？尼克松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對寮國和柬埔寨的非法轟炸一樣應受譴責。可是，那些行動都是秘密進行的，而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伊拉克政策是在美國人民眾目睽睽之下執行的。要說這項政策得到了人民熱情支援顯然有些言過其實，但無論是轟炸、國會的姿態，還是殘酷的制裁，美國人的確沒有堅決反對。絕大多數美國人對此不予理會，採取了預設態度，因而也可以說是同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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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國的自由，還是伊拉克的自由（1）

比爾？克林頓的主要批評者認為伊拉克政策的主要問題是投擲的炸彈不夠多。*保守主義者堅持自己的數量型解決方案，想要提升暴力的等級。如果說薩達姆的存在是對美國海灣地區霸權的冒犯的話，那麼清除薩達姆則是必要的矯正手段。“9？11”之前，在新里根主義共和黨人中，除掉薩達姆就能萬事大吉的想法幾乎成了迷信。新保守主義主要人物羅伯特？卡根1998年2月在《標準週刊》上敦促進行大規模全面入侵。他承諾，推翻*復興社會黨政權，就能確保“為新的後薩達姆的伊拉克開闢道路，它的意圖肯定是善意的”。

軍事升級可能實際上加劇了美國在波斯灣的困境，但這一點很少有人考慮。美國公民透過改變自身行為就能減輕這一困境，當前的解決辦法可能在於內部而不是世界另一側。這一點也沒有人考慮。

2001年的“9？11”事件更加強化了這一傾向。對*來說，“9？11”事件讓他們更加認為在海灣地區佔據主導地位絕對必要。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2001年10月準確地總結了這種普遍看法：“我們有兩種選擇。要麼我們改變生活方式，要麼我們必須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我們選擇後者。”今天，這種黑白分明的看法好像有些過於簡單化了，但在2002～2004年間，在國家層面上，沒有一位政治家擁有足夠智慧，提出相反的觀點。

因為布什政府著力糾正“他們”的生活方式，於是就把美國的軍隊當成了實現變革的工具。布什及其主要顧問認為，透過首先使用高壓政治，美國就能鞏固對波斯灣的控制。這位總統的父親1991年沒做到的事情，總統認為他們現在必須做到：開進巴格達，對薩達姆政權展開“斬首行動”。主要由克林頓當政的那個10年裡，他一直敷衍塞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