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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管徵兵制在理論上有什麼吸引力——或是讓美國人告別懶散，或是提醒國會履行職責——在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今天，可能除保守主義福音派之外，沒有選民會賦予聯邦政府權力，讓他們命令自己的兒女穿上軍裝。強制推行義務兵役制的立法幾乎肯定會激起如20世紀20年代推行《禁酒令》時引起的反應，且會更迅速、更強烈。這樣的法律將無法執行。

當然，徵兵制能夠糾正現行軍事制度中的不平等，這樣的想法具有無可辯駁的價值。對任何有良知的人來說，在整個國家麻木不仁之時，多次派遣士兵赴伊拉克或阿富汗執行戰鬥任務幾乎不是一項可以接受的安排。這不公平、不公正，在道德上具有諷刺性。

但在美國曆史上，公平或平等問題在塑造公共政策方面很少發揮決定性作用。目前也不是發揮類似作用的時候。如果是的話，我們就不會容忍社會上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依靠少量志願者承擔發動無限期全球戰爭的負擔，可能會讓美國人感到不安，但僅僅是不安，不足以促成改變。為了挽救這個國家的良心，政府可以用昂貴的合同僱傭兵來支援處境艱難的軍隊，但實際上不會影響公民做任何事情。其實，戰爭私有化（如使用臭名昭著的黑水公司）是默許兵役從公民職責轉變為經濟事業，背後的動機是金錢而非愛國主義。美國人可能不喜歡僱傭兵，但更多的人不喜歡將親人派往世界另一側的遙遠國家。

簡言之，雖然義務兵役制會繼續成為憤怒社論和真誠讀者來信的美麗話題，但國會真正推動立法、恢復徵兵制的可能性為零。在這個例子中，國會的觀點反映了美國人民的觀點。不管有什麼缺陷，越戰之後創立的職業軍隊仍將保留下去。

戰爭是不可以被髮明創造出來的

如果加速推進“小規模戰爭”、順從高階軍官的意見和廢除志願兵是從最近軍事經歷中得到的錯誤教訓，那麼正確教訓是什麼呢？

隱藏在這個簡單問題背後的是幾個更大的問題。為什麼冷戰後美國備受吹捧的軍事優勢沒有帶來更大安全，卻帶來無限期的衝突？為什麼當美國為“和平”和“自由”大動干戈之時，美國國境之外的世界更加任性、更加混亂呢？在這裡，我們可以借用一下馬德琳？奧爾布賴特拋給科林？鮑威爾的著名問題：如果結局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那麼我們這支卓越的軍隊到底有什麼用？

剛剛發生的一些事件給美國幾個教訓，為這些問題帶來一些啟示。首先，也許最重要的是戰爭的本質。伊拉克和阿富汗提醒美國，戰爭是不可以被髮明創造出來的，不管喬治？W？布什和五角大樓的“軍事革命”或“震懾與威嚇”的倡導者持什麼觀點。

戰爭的本質是固定性、永久性、艱鉅性和不可抑制性。戰爭永遠伴隨著不確定性和風險。“戰爭是機會的王國，”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在近兩個世紀前寫道，“沒有什麼其他人類活動有如此大的範圍，沒有什麼其他事情需要如此持續不斷、多種途徑地與這個入侵者周旋。”計算機、網際網路和精確制導武器的發明都無法推翻這個判斷。“那些屈從於戰爭狂熱的政治家，”丘吉爾正確地指出，“不再是政策的主人，而是不可預測、不可控制事件的奴隸。”因此，那些認為創新技術和高新技術能讓戰爭順從人類意願的想法，只是異想天開而已。

這些古老的真理在幾個世紀中不斷被確認，平常得近乎陳詞濫調了。但自從冷戰結束之後，尤其是全球反恐戰爭開始後的頭幾年中，美國政治領袖以及幾位高階軍官的所作所為好像是說這些道理已經過時，或者至少不再適用於美國。

要理解困擾這些“軍事思想家”的愚蠢，人們只需看看普通的簡易爆炸裝置或者路邊炸彈，就知道這種想法對伊拉克、阿富汗的美軍有多大傷害了。

侵略這兩個國家的高科技部隊忽視了這些土製炸彈帶來的潛在威脅。有人指望美軍行動的速度可以讓敵人無法行動，甚至無法思考，更別說製造新的致命性武器了；配備高科技武器、擁有資訊優勢、迅即接近目標的小型部隊就能決定戰爭的局面。2003年4月迅速推進巴格達好像證明了這一觀念。“推進速度如此之快，讓敵人亂了陣腳。”陸軍副總參謀長傑克？基恩（Jack　Keane）將軍得意揚揚地說。

依靠電子技術進行觀察、分析、決策和迅速行動的能力，顯然賦予了美國軍隊一種不可超越的優勢。伊拉克首都陷落後不久，

亞瑟？塞布羅斯基（Arthur　Cebrowski）中將總結了這一觀點：“速度至關重要。速度能夠殺敵